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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笔谈 辛亥革命时期，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与基本政治道路之间的竞争有关。换句话说，“满洲国运动”和“满洲国运动”。政治和学术界都特别关注。在这方面, 不同立场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各有其主张, 而且截然对立。他们的主张, 既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 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 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色。 一 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 “民族”这一词汇在中国出现甚早, 史书早有明载。不过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民族”概念, 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亦是基于这样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 “民族”一词往往有“民众”的含义, 如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的序言中便有“民族”一词, 文中言:“夫心术者, 上尊三皇, 成五帝。贤人得之以霸四海, 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 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 灭民族。”这里提及的“民族”实际指的就是“民众”, 并不具有现代民族的含义。今日所言之“民族”概念, 是19世纪后半叶进入中国的, 而普遍使用是20世纪初梁启超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加以系统介绍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 经历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 使得原有的中华秩序渐被破坏,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 更令得中国民众生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种情形下, 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人只有“以强敌为师资”, 才能保国、保种、保教, 挽救民族危亡。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和随后的排满革命浪潮中, 来自西方的民族观念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热点。在西方, 民族观念的盛行也基本是近代的事情, 它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抵御外敌、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思想武器, 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贡献颇大。对于危机中的中国而言, 引入这样的思想武器, 不啻为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利器。所以, 晚清思想家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民族观念, 格劳秀斯、洛克、黑格尔、密尔顿、伯伦知理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被不断引入, 其中尤以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最为人称引。 1901年, 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就译载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 系统介绍了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1902年起, 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章中对伯伦知理学说作了阐发, 汪精卫在《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一文中也详细介绍了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 其他学者对此也有过一些介绍。在这些文章中, 他们谈到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概念及构成民族的诸要素。他们说, 在伯伦知理看来, 民族的形成是“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 民族“最要之特质”有七个方面:一同居于一定之土地, 二同一血统, 三同其风俗, 四同其语言文字, 五同其生活状况, 六同其宗教, 七同其精神体质。只有具备了这七个要素, 才能“不知不觉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离, 而造成一特别之团体, 及其固有之性质既成也, 子孙相承, 世世保守, 或至于虽欲变更而不可复动”, 这就明确了民族形成的诸要素和前提条件, 以及区分各民族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说法, 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论前提。当然, 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 中国学者对伯伦知理民族理论的介绍各有侧重, 如梁启超强调伯伦知理“谋合国内多数之民族使化成为一民族”的观点, 而汪精卫则倾向于伯伦知理“数民族合为一国民者, 其中宜有最强大之一族以为国家之柱础”的观点。这反映出不同政治立场下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 此一时期, 在对待清王朝的态度上, 保皇与革命两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 力主满汉一体, 认为“国朝入关二百余年, 合为一国, 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 不过如土籍、客籍, 籍贯之异耳”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27页) 。梁启超对伯伦知理“谋合国内多数之民族使化成为一民族”观点的强调, 实际上就呼应了这种主张。也就是说, 康、梁是倡导“合满建国”的, 所认同的是多民族国家。与之相反,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提倡排满兴汉。他们认为“今日之汉种, 无所谓国也”, 清国只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号、一族之私名, 根本得不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当然, 对他们而言, 排满不是终极目的, 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目标是要建立单一的汉族民族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905年, 革命派团体同盟会创立时, 其纲领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 这里的“中华”显然是将满族排斥在外的汉族之代称。汪精卫强调伯伦知理“数民族合为一国民者, 其中宜有最强大之一族以为国家之柱础”的观点, 显然是为革命派的这种主张寻求支持。就此而言, 革命派倡导的是“排满建国”, 认同的是单一民族国家。 无论是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