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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生平事迹考述 东汉崔丕写了《四关月令》，创造了《农业月令》。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系统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一部。《四民月令》成书之后,辗转流离,原书未免于亡佚。其现存部分史多不载,仅见于《齐民要术》、《玉烛宝典》的引录,以及之后类书的转抄。该书原貌现已难以知晓,其残篇幸得大家的搜辑校释,史料价值也可昭然后世。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该书性质的判定一直存在偏差,传统的观点认为《四民月令》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经济,把该书视为地主庄园中生产和生活行事的实录。如已故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曾先后在《四民月令校注》和《中国古农书评价》中申述了这一观点,认为《四民月令》体现的是豪强地主的“相当富有的生活”。笔者就书中二千余字反复研读,并结合考察作者的生世履历,深感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四民月令》实质上是生活在农村的大众经济活动和日常行事的真实的多方位的反映,而非所谓的庄园经济实录。 一、 崔毅的一般研究 (一) 崔在东汉的任职经历 崔寔,字子真,河北安平人。生卒时间不详,依其家世及生平事迹推测约生于东汉永元年间,卒于建宁中。崔寔博学多识,善于论说,桓帝初,他被授为主管文书起草工作的郎官,不久升为议郎,又迁为大将军梁冀府中的司马,并同边韶等人在东观(宫中藏书处)著书。后来他调离京城,出任五原太守。几年后,因病被召回京城,仍为议郎,再次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梁冀被桓帝诛杀后,崔寔因是梁的旧僚而被免归故里。数年之后,因鲜卑族屡犯边境,崔寔又被荐作辽东太守,并最终升为尚书。但他看到汉世“政令垢玩,上下懈怠”,一味因循,不思振作后,不恋尚书之位,托言有疾而不亲政事,数月后被免职,直至病卒。 崔寔是望族之后,祖父崔骃,父崔瑗都曾多年为官,而且是当世名流。崔寔本人也长期任职于官场。依常理而言,崔寔应该是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的。但事实上崔寔的家资料并不丰厚。其父在世时,“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殚极滋味”,(《后汉书·崔骃传》)是个大手大脚缺乏消费计划的人,以至家中无担米储藏。父亲一死,崔寔的家景更趋衰败。东汉时,盛行厚葬。崔寔在父亲死后,起冢莹,立牌颂,剽卖田宅,竭尽全力把丧事办得十分讲究隆重。导致其家业的急剧衰落(后来,他在著名的《政论》中力陈了厚葬的淫弊和危害),从此陷入了贫薄穷困的境地,以士人所不齿的酤酿贩货为业。至他本人去世时,家境更困厄寒酸。史载他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同上),连棺椁葬具都得友人来置备。 因之,笔者认为崔寔的家庭不会是豪强地主之属,也不会拥有庄园,自然更无从谈起“集士农工商四种行业于一身,维持相当富有的生活”了(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 (二) 对娟的联合观与对策 崔寔生活在一个正派的世代读书作官的家庭。他的家庭具有良好的文化背景,而且其父母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其父曾任河南汲县县令,率众开垦稻田数百顷,为人们所颂扬。其母刘氏有“母仪淑德”,温顺和善,对其影响甚大。崔寔在任五原太守时,刘氏“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后汉书·崔骃列传》)。在双亲的诲导和影响下,崔寔也十分关心民众的生活。他在五原看到当地人民过着“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同上)的生活,便劝导人们种麻,并从雁门关内请来织师到五原教纺绩织布。而且在这之前,他在作郎官时著的《政论》一书中也随处流露出对劳苦大众穷厄饥馁的同情和关心。指出正是由于豪强地主的侵诈剥削,致使平民百姓“父子低首,奴事官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的悲惨命运。他对此深怀愤叹,郁郁不能平,一再表达了对豪强地主穷奢极欲的厌恶之情,主张“使人饥饱不偏,劳逸均齐”的经济秩序。他作为一个同情下层人民,心中积淀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的有识之士,势必不会夤缘附势,投豪强地主之所好,写一本关于庄园经营的书,供富庶有余的庄园主资以参考。 同时,《四民月令》的成书背景也说明崔寔不可能专门去描述地主的庄园经营。 崔寔著《四民月令》的确切时间,迄今所见资料尚不足以断定。推测起来,极可能是159年因梁冀事件被免归家,沦为一个潦倒的在野之士后所著。此时的崔寔早已老成,荣辱看惯,在故乡过着衣食粗给的生活,虽遭仕途挫折,但并未落魄,仍在追求“德行高妙,志节清高”(《全后汉文》卷46引崔寔《政论》)的品格。他博学多识,见闻又广,且一直关心劳苦大众的命运,自然不会在落寞中无聊无行。而在此种际遇下,要有助于民,除了著书传道,似乎别无佳途可供选择。《四民月令》极可能是他在这种处境和心态下的产物。崔寔学识渊博,在清议之风盛行、传承着“重政务、轻自然”的儒学传统的汉代士阶层中能发农家之言,原因似乎也正在于此。 二、 “士农工商”四民 对《四民月令》性质的正确判定,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在于对书的内容进行辨析审视。 《四民月令》原书全貌现不得而知。《隋志》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