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一般特征.docxVIP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一般特征 目前，该学院对农民专业协会的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和农业利益、提高农民组织素质、促进农业产业化的作用发表了大致同意，并基本回答了“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的问题。如果说前几年国内学术界关于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恢复其本质及强调其重要性的提倡阶段,那么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进入到实质性的推进阶段。近年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民之间的合作。 一、 “国家集体所有制” 虽然孙中山曾以“一盘散沙”来形容农民, 但一百年前农民的“散”主要是体现在小共同体之间, 当时一个个的村落共同体更像一颗颗的袋装马铃薯,而共同体内部的农民很大程度上则是相对整合的。建国后的农民的合作与整合, 尤其是在生产这一层面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建国后,我国农业合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五个阶段的历史变迁。其中合作经济仅指互助组开始的前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农业合作经济从产权安排的角度而言有相当大的差异。从农业互助合作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层次,这种合作组织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有了“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制则是典型的“国家的集体所有制”。如周其仁(1994)指出的,“集体所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集体经济不适宜用西方的‘合作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因为此制度安排的基础完全不是拥有所有权的私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张鸣(2001)也指出,“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过调整后的人们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国内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已经退回到了初级合作社的水平,但实际上有着根本区别,不仅初级社以股权的方式承认农民的私有权,而公社则不承认,单就政权和生产组织的一体化程度而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农业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种新型的农业合作形式。在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合作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是由从事某一相同专业生产的农户为了实现产前和产后合作而建立的经济组织。一类是股份合作经济。这类合作经济兼有资金入股和劳动合作,实行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这一阶段的农业合作具有不同于以往农业合作的明显特征:(1)自愿进出;(2)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广泛发展了产前和产后的合作;(3)允许社员生产资料私有。据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它们基本涵盖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在农业专业化生产比较发达的浙江、山东、北京等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比较快,再加上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实施,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农民合作社,而且人大也正在努力推进有关立法程序。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规范。2004年11月11日,浙江省率先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规。根据合作社的内涵特征和浙江省实际,条例(第三条)将合作社定义为:“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合作经济组织。”另外,《条例》首次明确界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性质,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二、 理论分析：农业合作行为的游戏 (一) 农户“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困境一: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 一般认为,只要有合作剩余,合作就会出现,但事实似乎并不这样简单。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逻辑》中指出:在集体选择的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在分享公共领域中合作收益的困难。“囚徒困境”则是对以上矛盾冲突的深刻描述。所谓“囚徒困境”是说:不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背叛总能比选择合作获取较多的效用或收益。但当双方都选择背叛时,其结果比双方合作时获得的效用或收益少。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从集体理性的角度看,参与人应当相互合作以谋求共同的长期利益;但从个人理性角度来说,每一个参与人却都有不合作的倾向以获取各自的短期利益。有人论证说农民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应该合作还是不应该合作。这种说法没有实质意义,因为农民理性只是个体的理性,他们面对的不是自己在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而是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