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诠释.docxVIP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诠释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根据列宁的说法，俄罗斯是新经济政策的领域。在此期间,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 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 念念不忘限制直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等人为代表, 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是各有所本, 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一、 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新” 一种诠释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而言, 是一种新的政策, 实际上是回归1918年春天的政策。列宁曾持此观点, 他的举证是, 早在1918年春天, 他已经指出当时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 (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 主要的斗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 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 主张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反对其余的经济成分。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这一说法被斯大林紧紧抓住。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 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 直到1921年12月18日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及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 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 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 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 “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 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 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 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1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 但是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 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 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 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 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 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2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 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所以, 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诞生的日期定在实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之时, 而不是实施粮食税的时候。 二、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各地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 特别是它的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 甚至举行暴动, 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 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起因时很少谈及, 通常只提喀琅施塔得暴动, 这可能是因为农民暴动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过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 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中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 在新的条件下, 在新经济政策下, 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困难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 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 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3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 是对农民的让步, 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粮食税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 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 用当时的说法, 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 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但是, 这样理解是不够的。有退却, 就有进攻。因此, 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 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略为减轻之后, 停止退却、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 逼得列宁一年之后, 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 开始进攻。就列宁而言, 提出“进攻”可能出于两种考虑:第一, 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 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第二, 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 从传统的观念看来, 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 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 而承认市场机制 (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 才半年, 作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