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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与女性的意识口红政治、性别上海与暧昧现代性评《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1883年,法国作家左拉出版了小说《女性天堂》。这是关于现代巴黎的小说,也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胆新形式”是如何吸引女性的书。在书中, 左拉有些为难, 不知道该批评谁好:是商场, 还是妇女?商场被布置得宛如消费天堂, 处处引诱妇女, 而妇女却没有头脑, 甘之若饴。这种怀疑与忧惧, 自19世纪以来未有稍歇, 大众与消费、女性与商品、川流的人群与宏大的商场之间彼此成就, 又彼此亵渎, 在景观迷狂之中充满着震惊体验, 那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的愉悦之中, 似乎总是充满隐隐的不安与危险。为什么百货公司是“妇女乐园”?为什么消费主义是城市的动力?为什么摩登女性在魅惑之中隐含风险?尤其在现代上海, 都市、商场、消费、大众、女性等等数位一体, 一方面构成现代性发展的无限动力, 另一方面却又成为焦虑和恐惧的渊薮。这个矛盾重重却又生机无限的现代/性上海,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大潮中, 为革命、进步、乌托邦等话语及其实践所挟持, 屡屡魂飞魄散却又不断魂兮归来, 自我成就为一个似乎青春永驻的曼妙姿容。如此狡黠而魅惑、性感又危险之上海摩登, 正是《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现代性的姿容》) 一书提出问题与展开诠释的机缘所在, 其借助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化过程中的性别与消费之关系的文化研究, 从女性主义立场重构了性别、消费与现代性的文化地形图。
一、 女主角p1979—口红政治学
口红凸显性别, 但何谓“口红效应”?在该书“引言”中, 陈惠芬以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性别意象, 并指出其在经济危机当中被夸张地表达出来。意思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口红反而热卖, 由此引申出廉价生活必需品不会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照样会有好市场。但是, 廉价生活必需品很多, 且口红也很难说是生活必需品, 为何口红会规避经济危机?陈惠芬回顾了“口红效应”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时期, 好莱坞女星鲜亮的口红形象, 既带动了口红等女性消费品的销售, 也振作了社会精神。两则有名的广告“擦上你的口红, 提振我们的士气, 对抗战争”、“一杯咖啡和口红, 我就能面对世界”, 形象地描绘了女性与社会经济、市场消费以及大众情绪的密切关系。 (PP1-2)“口红效应”充满文化政治内涵, 其链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口红涂抹的嘴唇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症候, 在掩盖并凸显女性伤口的同时, 也遮蔽并凸显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体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女性本体的阉割痕迹一样, 是无法避免并注定的历史在场, 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装扮而转移它, “口红效应”因此应时而生。
作为性别政治效应的“口红”, 还出现在《现代性的姿容》对电影《天明》的分析中。《天明》中的女主角原是个妓女, 艳丽妆容本就是她凸显女性气质吸引男性的“装扮”, 后来她虽仍操皮肉生涯, 装扮艳丽, 但却将赚来的钱用于救济流落的乡民。最后, 因藏匿以革命军身份归来的未婚夫而被捕, 临刑前, 她仍掏出镜子仔细涂抹口红。对《天明》中的女主角来说, 口红是其凸显女性气质的扮装/表演工具, 但是她越是涂抹口红, “妆面越是女性化, 她的行走乡间、扶危济困的行为则越是嘲弄和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和秩序”。 (P79)女性气质并不必然表征女性的被动与客体位置, 女性气质的过剩, 反而能带来恐怖的力量, 像《天明》中的女主角在电影中的主动性, 就是通过凸显其女性气质的装扮策略来完成的。对陈惠芬来说, 《天明》中的“粉面女郎”是琼·里维耶 (Joan Riviere) “装扮”理论的一个绝好注释, 所谓女性气质, 其实是一种装扮, “能够作为一个面具而被采用被穿戴, 这既是为了掩盖所拥有的男性特质, 也是为了转移如果被发现拥有男性特质时可能遭到的报复”。 (P669)显然, 口红在此具有凸显和掩盖的双重作用, 凸显女性气质, 掩盖男性气质, 或者也可以说是以弱者的武器来达成自我作为强者的策略。
口红作为装扮的工具, 实际上揭露了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就像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表演理论所阐释的, 纯粹的天然性身体并不存在, 我们所说的“身体”, 是重重社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引用 (表演) 自己的结果。换言之, 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通过表演来创造主体, 不存在一个先于表演的主体/身体。 (P5)“女性”通过涂抹“口红”的表演, 而使自我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据说, 张爱玲喜欢服饰和化妆品, 她用她的第一笔收入去买了支口红, 以使自己快快从一个小女孩变为像母亲和姑姑一样有主动性的女人。张爱玲从小就深谙“口红”———服饰和化妆品所造就———的性别表演之道。其实, 口红/女性/“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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