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格与文化的变迁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玛格丽特·米德之文化决定论综述.docxVIP

人性、人格与文化的变迁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玛格丽特·米德之文化决定论综述 一、 美国文化决定论的基本背景 (一) 博厄斯与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 玛格丽特梅德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在研究青春期、性别和社会化方面发挥着著名作用。她有着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 曾实地考察过南部海域七种不同的文化, 并撰写了相应的研究专著。 米德190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父亲是经济学教授, 母亲是社会学博士。1923年, 她以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毕业于巴纳德学院, 并于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一代宗师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 及其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这两人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令米德十分崇敬, 于是她迅速完成心理学专业硕士论文, 加入博厄斯麾下转攻文化人类学, 并像比她年长十四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 迅速成为波亚士麾下一员骁将。后来, 她深受本尼迪克特和萨丕尔 (Edward Sapir) 的影响, 与他们共同创建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 从心理学入手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发展、演变进行研究, 试图将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联系起来。 1929年, 米德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 曾担任过馆长职务。二战始, 米德开始投入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工作中, 和本尼迪克特等人一起研究“远方的文化”;同一时期, 她还积极参与政府赞助的如饮食与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二战期间, 她曾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讲师, 并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战后, 她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 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担任过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会长和世界精神保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20世纪50年代以后, 米德的研究视野愈发广阔, 家庭问题、男性与女性、儿童教养、文化继承、人种与民族、核武器与和平、环境问题都被纳入她的研究领域。196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她称作“世界母亲”。直到1978年去世时, 米德在文化人类学界的声望一直如日中天, 稳如磐石。 (二) 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 自1910年前后, 西方科学界开始了一场有关人类行为的成因的“先天”与“后天”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优生学之父”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高尔顿创建了遗传派的极端理论, 他认为, 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也适用于人类特性及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 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素质也都是自然选择的直接产物 (徐黎丽, 2005, 53) 。遗传派认为, “遗传的力量在产生人的差异方面不仅远比任何单个的环境因素强大得多, 而且比全部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还强大” (Margaret Mead, 1975, 3) 。并且, 当时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受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论的影响, 认为人类种族的发展是从原始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单线进化, 这是由种族生物遗传特征的变化而导致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提高, 因此人类个体的人格根源于生物本能, 文化只不过是生物本能寻求满足的副产品 (葛鲁嘉, 1996, 27) 。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 意识到上述的这种“后天”的生物机制决定论观点忽略了文化的异质性, 他们始终反对轻易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于高度复杂的文化史。博厄斯认为文化与完全不受人为影响而自行演化的自然现象截然不同, 文化不是由基因遗传的, 而是人为的。博厄斯批判遗传派为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提供借口, 并企图通过所谓“选择培育”的方式达到改良人种的目的, “遗传派的极端主张已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造成了分歧以至到了彼此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地步”。博厄斯明确提出了文化决定论:人类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 这不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的, 而是由其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决定的, 社会的刺激远比生物机制更有效。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完全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 选择培育虽然可以产生出良种动物, 但将此做法推广到人类是极其危险的。 米德在巴纳德学院念书时, 深受文化心理学课程教师威廉·奥格本的影响。奥格本是一个文化决定论的坚持者, 其著作《从文化与原始自然看社会变革》 (1922) 为文化决定论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他认为, 社会传统和人的遗传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有机的, 一个是超有机的;他还总结出一条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好的方法论应该在追溯生物学的原因之前首先考虑文化的因素 (徐黎丽, 2005, 53) 。 当米德跨入人类学的门槛时, “先天”与“后天”之争仍在继续。双方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青春期行为和人格的形成, 究竟是由文化决定的还是由生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