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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金融变革的历程和反思 年轻时，他决心从事文学，但一生都与金钱伴随。作为参与者，他见证了新中国一系列金融变革的惊心动魄与风云变幻 84岁的曹尔阶每次回忆起漫长的一生，都会这样总结：“在我80多年的人生中，有60多年是同投资打交道，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国恐怕不多。” 按照曹尔阶的说法，自己原本喜好文学，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作为事业继续下去。而他真正的事业，则与金融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曹尔阶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 1946年，国民政府金融混乱，曹尔阶离开了南京一个濒临倒闭的钱庄，投奔在上海的舅舅（时任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成为了上海交通银行信托部的一名临时雇员。 按曹尔阶的话说进入金融这一行纯属偶然，尽管如此，他很快发现了自己对于金融的兴趣不亚于文学，“我没有大学背景，我大部分的金融投资知识都是在工作过程中悟出来的。”曹尔阶说。 在耄耋之年，曹尔阶写成了《资本是个好东西》一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经济问题，尝试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去阐述。新中国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他都参与其中，在他的口中，“投资包干”、“拨改贷”、“债转股”这些金融名词不再生硬，你能感觉到的，是新中国金融变革的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 不只在“投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主要承办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和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成为和投资、公股打交道的专业银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在那个时期，国家也感觉到用一个管公私合营企业的银行，好像不太合适，所以就酝酿成立一个专业银行。”曹尔阶说，于是1954年，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名字由周恩来亲定。 在曹尔阶的记忆里，那时的建设银行所谓的管“建设拨款”还只是皮毛，“就好比茶壶倒水，财政部把水倒到建设银行这个茶壶，然后建设银行再拨给企业。”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遍布全国各地，所在之处基本都有建设银行。曹尔阶那时初次接触到了所谓的“投资”，也渐渐发现了建行与甲方（建设企业）及乙方（施工企业）有着“早拨晚拨、多拨少拨”不可调和的分歧。 当时财政部也感觉到建行与基层单位的矛盾太大，加上精简机构的大环境，1958年，建设银行变身为财政部的基本建设财务司，曹尔阶成为了第一位科长，主管预算。在他看来，建设银行就不需要“茶壶倒水”了，第一次把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从预算到决算、从施工到竣工地管了起来，从此涉及到投资的分配和宏观管理。 与此同时，要不要保留建设银行成了争论的焦点，而当时的石景山钢厂（现首都钢铁厂）“投资包干”试点给了建行一个留下来的“机会”。 “投资包干”并非石景山钢厂个案。1958年，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突出了投资管理体制控制过死的弊端。其后，中央实行了权力下放，石景山钢铁厂首先提出了“投资包干”，随后“投资包干”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盛行。 建行见此情况立即“见缝插针”，认为这将是对建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然而既然“投资包干”是工人当家作主，建行还能扮演原来的角色吗？财政部提出以服务为主，建行还是跟着建设项目走，但是要听单位的，这样建行得以保留下来。 曹尔阶受时任建行行长许毅的指派，参与了石景山钢厂“投资包干”的试点，“我亲身体验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投资一顶二、产量翻一番’的喜悦，也自以为找到了投资的真谛。” 1958年间，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出发点鼓舞了亿万人的生产热情，在过高的指标下，各种浮夸风盛行，曹尔阶很快感觉到，“投资包干”已经演变成“投资的层层加码”，按许毅的说法这就是“经济危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就指定由许毅负责，组织人关起门来把这个账算一算，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关门捉鬼”。日后许毅这样回忆道：“我们用了40天的时间，算了三笔账，一是财政收入是放卫星放出来的，二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没钱赚还赔本。三是物价上涨，工资没有提高。”于是许毅写了几千字的报告，最后一句总结写道“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李先念原本准备在庐山会议把这份报告拿出来，但因为当时异常紧张的气氛最终取消了念头。”曹尔阶说。 行业报告不解决 1979年，“拨改贷”政策推广试行，这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抑制当时狂热的“投资饥渴症”。 曹尔阶受命去上海新光内衣厂做调研，询问对方对“拨改贷”的看法，当负责人听说“拨改贷”提前投产的效益可以归企业，当即表示可以马上试点。而他到了一家铜带厂时，负责人听说要“拨改贷”后疑虑重重，怕还不上钱，最后干脆表示不上了。“这让我们很兴奋，觉得‘拨改贷’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曹尔阶说。 建行管贷款后，主管此事情的副行长刘礼欣提出“多种摇钱树，不建赔钱厂”，但怎么衡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