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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视角看妻妾争宠的悲剧性

妻子和妾之间的嫉妒和竞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金瓶梅》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书中,一向以泼妇而著称的潘金莲,是争宠的中心人物,涉及妻妾争宠的方方面面。本文拟围绕潘金莲种种生活事件,试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

一夫一妻制,更有利的人身权利

从跨进西门庆家起,到被赶出西门庆家止,潘金莲的全部生活,几乎都和嫉妒争宠相关联相始终。她有着独霸丈夫的极强的奢望,有着极强的争斗欲。无论哪个对手与她争风,她都从不示弱,从不退缩,从不甘于失败,也从不气馁。只要是西门庆与女人相关的事情,她必明察暗访,格外留心;只要是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女人,她都从不放过,甚至置之于死地。李瓶儿、孙雪娥、如意儿乃至吴月娘,都程度不同地吃过她的苦头;宋惠莲夫妇、李瓶儿母子,更未能逃出她的算计。这些与她交过锋、受过她排挤、遭过她暗算的妇女,几乎没有人不畏惧她,提防她,也几乎没有人不怨恨她,咒骂她。吴月娘就说她是“九条尾狐狸精,活埋惯了人”。在大大小小的争宠事件中,潘金莲的狡狯、泼悍、凶狠,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

按照西方的传说,“嫉妒”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飞出来的人类七大罪恶之一,是人的本性,因而也向来遭到贬斥和唾骂。然而,这不过是传统的偏见而已,妻妾的嫉妒争宠,其实与婚姻制度的内在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宗法制度,在原则上肯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唐律疏议》上说:“一夫一妻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明清律“婚姻篇”亦载:“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度,却是媵妾型一夫一妻制,正妻之外,一个男子尚可娶几个或更多的小妾。妻与妾,在法律上有严格区别。小妾不是妻,只是正妻的补充形式,其地位与权利都远在正妻之下并受正妻约束。妾对正妻必须如对家长一样,妾如犯妻,亦与殴骂夫主同罪。夫妾之间的不平等,自然比夫妻间的不平等更为严重。因此,媵妾型一夫一妻制,即妻妾制,实质上比规范的一夫一妻制更不平等,更加损害妇女的人身权利。康德在《权利的科学》中指出:“已婚夫妻相互间的关系,涉及各自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拥有权,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此,婚姻仅仅在一夫一妻制中,才真正得到实现;因为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制中,一个人在婚礼上被完全交付给对方,却只获得对方的一部分,因而成为仅仅是一件物品。”显而易见,如果说在规范的一夫多妻制中,每个妻子只获得对方的一部分,因而成为仅仅是一件物品,那么在妻妾制中,每个小妾就只能成为更加微不足道的物品。所以,希图以争宠方式全部拥有自己的丈夫,这种奢望实质上包含着对个体人身权利的追寻。从而,追寻人身权利的正当要求,不可避免地以彼此排挤、践踏的残酷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妇女的嫉妒争宠,作为妻妾制的天然伴随物,也就成为妇女追寻人身权利的扭曲形式。

潘金莲与诸妻妾之争宠,亦应作如是观。潘金莲在西门庆妻妾中仅是第五位,在她的前头,尚有大娘子吴月娘以及小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等人。不言而喻,由于妻妾婚姻制度对妇女人身权利的分割,潘金莲踏进西门庆家之日,便必定是她与诸妻妾开始争宠之时;身处小妾地位的潘金莲,如果不甘忍受人身权利的分割,她也只有参与争宠以实现其全部拥有丈夫的奢望。显然,潘金莲的嫉妒争宠以及她的狡狯、泼悍、凶狠,绝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某种罪恶;评判潘金莲的争宠行为,绝不能仅从个人品质好坏的角度看问题,否则便很难把握问题的实质。

二及其他为人的不同不同的角斗场

潘金莲被娶进西门庆家,与诸妻妾争宠的第一次尝试,是与孙雪娥的冲突。这次冲突,由孙雪娥与春梅的口角引起。为了袒护自己的丫头,潘金莲几次在西门庆面前挑唆。西门庆被激,不由分说将雪娥踢骂一顿。雪娥气愤不过,于是走到月娘房里数落潘金莲怎的拦汉子,背地里无所不为等等。对此,潘金莲当然不甘示弱,在月娘房中与雪娥哭闹后,回到自己房中,就“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专等西门庆到家撒娇要挟。她一面哭诉自己“交人这等欺负”,“吃人指骂”,一面向西门庆索要休书,终于把西门庆激得三尸神暴跳,五陵气冲天,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娥头发,又狠狠揍了一顿。

从现象看,潘金莲在这次冲突中无疑是占了上风。然而,恰如书中所言,她所以能占上风,并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力量,而完全是因为“汉子与她做主儿,出了气”。实质上,这种由“汉子做主”得来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她真正获得了个人的人身权利,只不过是丈夫出于玩赏心理与占有心理的一种赐予,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一旦汉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