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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养生思想初探——以《苏沈良方》为中心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如王国维所言:“天水一朝(赵宋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1-10因此，孕育出一大批“雄文硕学之士”，其中杰出的代表性人物苏轼，在多个领域对后世影响甚深。苏轼虽然以文名于天下，却对医药领域也有深入研究，一直被人们奉为养生大家，其涉医著作所蕴含的养生思想，也历来为医家学者们所重视。

明代王如锡“将苏轼有关养生的信札、论著及旁人对苏轼的相关记载”[2]，整理成《东坡养生集》，内容广泛。而另一部苏轼涉医著作《苏沈良方》，系宋代“文人知医”风尚盛行的时期，由无名氏“将沈括的《良方》和苏东坡所收集的验方合编”[3]而成，选择的养生篇目极其精当且集中。《苏沈良方》中，并没有标明哪些是苏轼的医方，胡道静《楚蜀判》对其进行过辨析，我们据此统计，有43篇为苏轼所作。《苏沈良方》第六卷为养生专论，共16篇，苏轼有12篇，而且8篇的篇名含有“养”[4],[5]57-69字。

近年来，楼绍来、章原、薛芳芸、吴文清、张志斌、张华敏、李鸿涛等，在研究苏轼有关养生的文集、理论、实践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未发现有关《苏沈良方》的苏轼养生思想专论。故本文拟对《苏沈良方》进行苏轼养生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分析，以期补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苏轼养生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动因

就社会人文环境而言，宋代从皇帝到学者文人，崇尚医药养生，编撰医药养生书籍，他们将其与“仁政”相结合，尤其是北宋。再由《苏沈良方》各版本序跋可知，编写医药养生书籍，其旨向为“推广仁民之道”[5]1-4。而苏轼立足于科举，曾在翰林院“史馆”[6]供职，有“刚亮锐直之姿”，能够“动里省躬”[5]1-4，具备收集、记录、研究、运用、传播各种来源医药养生知识的能力。苏轼养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在《苏沈良方》中得以集中体现。

作为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苏轼的“精神遗产”，“对后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响更为巨大深远”[1]1-10。这是因为他能够吸取儒释道三者的积极因素，“呈现出整合儒释道三教的博大气度”，在此基础上，蕴含“直探本原的理论勇气”[1]208-224。而苏轼的儒释道思想，应源于他成长和生活中的三个环境：首先，苏轼是一个终生受儒家熏陶的封建士大夫，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其次，他“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56，在开蒙启智时期，耳濡目染，对道家自然有切身体会；再次，宦海多次沉浮，如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曾经“惊魂未定”，“已领不到俸禄”，形同“流放”[1]86-98，“劫后余生”之际，“与僧道交游频繁”，诗文中常“表现出超脱外部世界的争斗与烦恼，寻求清新禅悦的意趣”[1]136-138。

苏轼的养生成就，与他强烈地追求生命健康的动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进行功法修炼时，意志坚定，“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5]57-69。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便“频得言谴，而放逐危难者屡”[5]1-4，但他能以平常心来看宇宙万物变化，达到远离诸般烦恼，祛除不测之疾的目的。

苏轼养生的特点

1.精神调养

苏轼的精神调养，如在《养生说》中，“用佛语及老君语”[5]57-69，才能够“知天乐命、开朗洞达”[7]，因此，“精神调养才是其养生经验中最珍贵的部分”[2]。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领悟“天人合一”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养生的启发，如《问养生》中的“和”和“安”，《论养生寄子由》中的“胜解卓然”“佛地”。如此，才使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命运起伏，也能持“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的态度，“任性逍遥、随缘放旷”[5]57-69。另一方面，在对气功(内丹、辟谷)的修炼上，几乎每一篇相关描述，都对精神调养有所涉及。如《养生说》中有两篇同名《养生说》，第一篇较短，仅有一段，第二篇较长，在多个版本或涉医文献中，名为《寄子由三法》[5]57-69,[8-9]，文中指出修炼“胎息”法时，要“静心细意”，“以鸿毛粘着鼻端”，“意守气于胸中”，当“内守充盛，血脉通流，上下相灌输”时，认为是自己“神启其心，自悟自证”[5]57-69的结果。也就是说，精神调养，在气功修炼的过程中，是必然要求。这种不断内化的调养，对苏轼养生思想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轼的精神调摄，应该说最能体现儒释道三者的融合。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苏轼有“兼具佛、道”的特点[10]。首先，儒为主，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崇尚儒家，会有一种“救死扶伤的无私精神”[11]；其修炼功法，受“和”“思无邪”[5]57-69等儒家思想指导；其交流学习对象，也是张安道(张方平)、苏辙(苏子由)、吴复古(吴子野)、孔君(孔平仲)等儒家贤者。其在《龙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