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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先人有过这样的话：‘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诞生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而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

《礼》、《乐》之间的渊源呢？’他的意思是完成这一事业当在此时吗？当在此时吗？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上大夫壶遂说：“当初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落废弛，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们掩蔽他的贤能。孔子知道他的话不被人采纳，政治主张无法推行，便通过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大事，作为天下人行动的标准，讥评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和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将我的褒贬态度作为空话而记载下来，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切理，鲜明晓畅。’

《春秋》，上则阐明三王的道理，下则分辨人世各种事体的准则。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物，弄清是非的界限，确定犹豫不决的问题，表扬良善，批评邪恶，尊重贤才，鄙薄不肖，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易》是显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长于引导人们的行为；《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山川、豁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教化；《乐》是音乐的依据，所以长于调和人们性情；《春秋》明辩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们言行，《乐》用来激发和乐的情感，《书》是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说明变化，

《春秋》用来解释义理。拨正乱世，使它归于正轨，没有比《春秋》更为切近了。《春秋》的文字有几万，所要说明的意旨有几千条，万物的分离与聚合，都在《春秋》里面《。春秋》之中，记载臣下杀死君主的有三十六起，国家被消灭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出奔逃而不能保住自己封国的不计其数。考察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委，都是因为丢掉了根本啊。”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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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很久远的了。’所以，享有国土的君王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则，前有谗臣却不见，后有国贼而不知。作人臣的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则，做了正当的事却不知道是否合适，遇到变故又不懂得变通。作国君或作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臣予或作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陷入到篡位、弑父的法网中而落得该死的罪名。他们的本心都还以为是在按规矩办好事的，只是做了以后并不懂得其中真正的义理，受到凭空加给的流言蜚语而不敢辩驳。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出现做国君的不象个国君，当臣子的不象个臣子，作父亲的不象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