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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婚恋传奇中的父母形象

以往研究者多从唐婚恋传奇的文本出发，在评价其中的父母形象时谴责多于谅解。然结合唐代复杂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汲汲于科举仕进的巨大热情，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力量，严格的婚姻制度，崇尚士族而以五姓为贵的婚姻观念等这些因素去探讨这些作为家族利益捍卫者的父母形象，他们在干预子女婚恋时确实呈现出了专制与冷酷，然这专制与冷酷既是受了那个时代集体性声音熏染的结果，又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需要。因此仅对其严厉谴责而忽略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有失公允，并且对全面审视父母形象及深入探讨唐传奇作品的艺术成就有弊而无益。

唐婚恋传奇；父母形象；社会环境；家族利益

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唐传奇以绚丽多彩的内容与精湛的艺术手法，历来备受赞叹，堪称唐代叙事文学的奇葩。其中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下文均简称为唐婚恋传奇）最为精彩动人，代表着唐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而这些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形象最是光彩夺目，吸引千百年来的读者惊叹不已，研究者探析不止，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作者着墨不多，但对小说情节发展、主人公命运起着重要甚至决定作用的角色——父母形象。对此类形象以往的研究者尚无独立系统的论述，零星涉及的多于男女主人公悲喜剧的归因时，并存在谴责之声高于谅解的现象，由此以来，父母形象便成了唐婚恋传奇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一、父母干预和故事结局导致的误读

读者和研究者对唐婚恋传奇中的父母形象，多谴责而少谅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相关作品的数量来看。根据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统计唐传奇有112篇，宁稼雨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记载唐传奇共118篇，笔者两相参照，对这一百多篇唐传奇作品进行仔细梳理，可归于婚恋题材的作品有51篇，占将近一半的数量。而在这51篇中涉及“父母”的作品有28篇，占该类题材总数的多一半；并且这28篇包括三大传奇——《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其余25篇（《河间男子》《郭翰》《枕中记》《张果女》《汝阴人》《刘立》《柳毅传》《离魂记》《南柯太守传》《崔书生》《秦梦记》《卢佩》《申屠澄》《樱桃青衣》《定婚店》《琴台子》《卢生》《张老》《裴航》《张无颇》《崔护》《薛媛》《华州参军》《无双传》《韦安道》）也是相关研究者提及较多的篇目。并且在这28篇作品中，父母对其子女爱情婚姻，都直接或间接地有不同程度的干预。

其次，从故事结局来看。笔者对这28篇作品结局审视后的结果是：悲剧8篇，喜剧16篇，正剧4篇。仅看各类剧的数量，会使人产生喜多于悲的假象。因为各类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具体如下：悲剧中《崔书生》《卢佩》《韦安道》这三篇是因为女主人公不见容于公婆而不欢而散；《郭翰》《华州参军》是因男主人公无父母做主而悲剧的；《莺莺传》是因为科举造成二人身份差距而悲剧收场的；《霍小玉传》是男主人公之母为其子另选高门卢氏而悲的。

喜剧《张果女》《汝阴人》《刘立》《张无颇》是父母均参与其中的阴阳婚恋，喜剧的力量较弱；《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这三篇是父母参与男主人公梦中的婚恋，喜剧的色彩更淡；《河间男子》《柳毅传》《离魂记》《李娃传》《张老》《裴航》《崔护》《薛媛》《无双传》这九篇是父母虽百般阻挠，而男女主人公则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了幸福。因此，在喜剧中没有一部是父母从始至终全力促成的。正剧四部《秦梦记》《定婚店》《琴台子》《卢生》的共同特点则是主人公顺从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平淡无奇。因此从文本出发，无论从数量还是故事结局来看，这些作品中的父母形象只有一张面孔——冷酷而专制的封建家长。

二、社会环境和家族利益成就的冷酷

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皆然，而这种理应如“三春晖”般的“父母心”在唐婚恋传奇中却以冷酷面目呈现，引人深思。但结合唐代的社会环境考察这些父母形象冷酷的根源，便使人豁然开朗。在社会环境因素中，深刻影响唐人生活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度与婚姻风尚。前者有助于改变人生的命运，后者有益于家族的利益。《唐语林》记载“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1]其“三恨”中前两个便涉及科举与婚姻，可见这两者在其人生中的地位。

首先，有助于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学而优者则仕，是封建社会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理想。而在唐代，读书人这一理想的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凭借当时日趋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历史学家毛汉光在《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一文统计，在全唐366名宰相中（不计亲王及生平未详者10人，士族217人，寒门149人），其中经由科举入仕而拜相者达197人之多，占总数的61%。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时人对科举考试的巨大热情。上文提到薛元超的平生三恨，其中进士擢第处于第一位；中唐诗人王建在《送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