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和明代小说中的娼妓形象演变.docVIP

唐代和明代小说中的娼妓形象演变

明代拟话本中的娼妓形象对唐代传奇中的娼妓形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以《霍小玉传》《李娃传》与《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出唐代和明代小说娼妓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以及作者创作理念上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中唐传奇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愫逐渐让位于晚明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主义思考。

小说；娼妓；演变；时代

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高峰，记载着一批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更难得的是，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娼妓形象也开始出现在唐传奇中，成为唐传奇着力表现的对象。明代拟话本是中国小说史上又一座高峰，为满足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娼妓形象大量出现，也更加丰满传神。唐明小说中娼妓形象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本文试以唐传奇《李娃传》与《霍小玉传》和明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考察对象，探寻唐明小说娼妓形象的演变轨迹和社会变迁。

唐传奇名篇《李娃传》与《霍小玉传》向读者展示了中唐名妓的两种人生，拥有爱情的李娃嫁入名门，与夫偕老；失去爱情的霍小玉缠绵病榻，忧愤而终。明拟话本名篇《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两位名妓莘瑶琴与杜十娘，一位与底层小商人相知相爱，跃身泥污，相夫教子；一位怀着被欺骗与被抛弃的愤怒，投身大江，以死自洁。从故事最终结局看，唐明小说中的娼妓形象似有重叠之嫌，李娃与莘瑶琴，霍小玉与杜十娘，前者幸福终老，以一个美好的结局抚慰读者，后者香消玉殒，以一个悲惨的收尾刺痛读者。然而，细致对比之下，唐明小说中的娼妓形象并不完全相同，明拟话本对唐传奇中的娼妓形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她们之间的差异恰恰反映出唐明两朝社会环境的差异和作者观念的变化，也间接反映出特定时代环境下娼妓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对娼妓的认知程度。

一、汧国夫人和商人之妇的象征意义

在唐明小说中，着力塑造娼妓形象，以大团圆收尾的爱情短篇，以《李娃传》与《卖油郎独占花魁》最为典型。两篇小说有着相似的故事框架，男女主角的情爱均发端于邂逅之际。在《李娃传》中，男主角荥阳郑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遂。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1〕164。而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于偶然的机会一睹花魁莘瑶琴美貌后，“准准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2〕29。两个故事的结局美好而相似，李娃与郑生琴瑟和鸣，夫科场高中，仕途畅达，妇相夫教子，夫贵妻荣。秦重迎娶莘瑶琴后，夫妇和谐，家业兴旺，传为美谈。从故事的发端与结局来看，《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情节设定相对于《李娃传》来说，似乎没有明显突破，然而从故事结局的人物身份设定来看，悲欢离合的才子佳人浪漫故事幻想已逐渐演变为柴米油盐的市井细民朴素情感叙事。唐明社会环境的变迁从中亦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李娃与莘瑶琴的初始身份是相同的，不管是唐朝还是明朝，在法律意义上，娼妓都属于贱民阶层。然而，两位名妓的最终身份却迥然相异，前者被封为汧国夫人，不仅摆脱娼妓的身份，更上升到上层社会，后者嫁给小商人，融入到平民阶层中去。这两位娼妓的最终身份，凸显了小说作者迥异的观念。

（一）汧国夫人——门阀社会知识分子的浪漫理想

李娃是古典短篇小说娼妓形象中最光辉灿烂的一个，也是人生最为圆满的一个。然而，结合唐代社会背景和道德律法来看，一个惯熟风月的娼妓，为大家族荥阳郑氏认可，并被朝廷封为一品夫人，于律于礼，绝无可能。唐代婚姻重门阀之风甚严，士人娶妻必娶有门第者，婢女、娼妓等一切律法上的“贱类”，即便从良，也不堪正室之任，只能为妾。至中唐此风犹有余烈。敢于挑战既有等级秩序，必会遭到家族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例如杜佑晚年将妾李氏“扶正”为妻，接受“密国夫人”的封号，导致“时论非之”〔3〕。

娼妓从良后嫁人生子，结局圆满者数见不鲜，然而被世家大族聘娶为正妻，并且封为国夫人的例子不见载于唐史书。《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总第92条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疏议部分云：“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4〕。按律，李娃嫁人应当嫁“当色”人，也即和她同一阶层的人。荥阳郑氏是唐代七大姓之一（参见《唐语林校证》卷五：“高宗朝，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崔，陇西、赵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耻与诸姓为婚”〔5〕），身为家长的荥阳公郑某如何能够主动接受曾经的名娼为儿媳，并且“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1〕171，一丝不苟地遵照礼仪，明媒正娶李娃进门？无疑，对这个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李娃最后的圆满结局承载着中唐知识分子的浪漫理想。而非“以自我主体意识和卓然独立的行为构筑自己的归宿，改变了女性的附庸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