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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情境中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困境

［摘要］专业伦理困境是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实践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教师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行为选择。制度被认为是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的重要成因，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忽视了价值观、规范、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采用参与式观察、叙事访谈和实物收集法对2所幼儿园和26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园教师在制度情境中遭遇了儿童优先与集体利益优先的忠诚冲突，工作时间在保教儿童与行政事务之间拉扯的责任冲突，尊重儿童自主与遵守安全规范和时间秩序、坚守保教公正与服从人情面子的立场冲突。制度情境中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欠缺，导致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偏离初衷，成为引发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的根源。为摆脱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困境，建议增强规范性制度供给，规范行动者的实践选择；培育管理者和幼儿园教师的伦理意识，以文化—认知观念发展倒逼制度变革。

［关键词］专业伦理困境；制度情境；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是指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所应遵守的基本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1]它为幼儿园教师在保教实践中确定“什么是正确的行动”提供指引。然而，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行动”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答案，常常出现某一种“正确的行动”同时蕴含着“做错事”的道德风险的情况。伦理困境所描述的便是这种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每一种选择都可能同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因而没有正确的行动方式，只有尽力而为的情形。[2]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困境是幼儿园教师在专业活动和实践中，面临几种相互竞争又皆值得重视的伦理价值，但一时难以作出判断或抉择的情境。它有可能会给幼儿园教师的观念认知和行为选择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严重干扰正常的保教工作秩序。大量研究证实了幼儿园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会经历种种专业伦理困境，专业伦理困境已成为一个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实践的重要问题。在对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的分类中，全美幼教协会（NAEYC）以关系对象为划分依据，将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分为对幼儿、对家庭、对同事（合作者、雇主）以及对社区与社会的伦理责任等类型，这一分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照性框架。[3]蒂里和胡苏（TirriK，HusuJ）将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专业伦理困境分为教师和家长、同事、社区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4]李曼、雷晓茹、彭姝兰等沿袭了这一分类方式，并进一步探索了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家长、同事及领导等群体间专业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5][6][7]张杰在“与他人关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幼儿园教师“与自身”（自身价值观、专业决断）和“与他物”（保教活动、行政命令等）的冲突。[8]至此，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涵盖了教师在处理与自身、与幼儿、与他者、与他物关系时的各种冲突。由于“与自身的冲突”总是镶嵌于与其他对象的冲突之中，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教师在对待幼儿、对待他者以及对待保教工作时遭遇的冲突。

在幼兒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的成因中，制度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针对幼儿园制度的批判研究指出，尽管制度有利于幼儿园教育秩序的建构和幼儿园教育目的的实现，但幼儿园制度同时也侵蚀着儿童的非制度化生活领域，控制着儿童的活动，剥夺了儿童的参与权。[9]郑三元在认可幼儿园制度对班级保教工作和幼儿发展意义的同时，指出幼儿在幼儿园的制度世界中过着一种失真的生活，以致迷失自我，逐渐丧失主体性与创造性。[10]何霞萍指出，幼儿园教育制度是幼儿园教育体系正常运转的根本，也是教师行使教学权力、维护教学活动的根本，但是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物化”和“非人化”的倾向，出现了“目中无人”“操控人”“奴役人”的情况，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扼杀了教师和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1]幼儿园教师是一个组织性的存在，既是制度的维护者，又是幼儿的保护者，当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专业伦理相冲突时，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专业伦理困境之中。[12]詹姆士（JamesonA）最早就将伦理困境定义为“一个人知道做正确的事情，但制度约束使其几乎不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的情况。[13]已有研究指出，幼儿园教师遭遇了在尊重幼儿自主性与遵守一日活动基本规则之间的专业伦理困境，[14][15]数据性评价制度带给幼儿压力的专业伦理困境，[16]在等级办园制度、幼儿园追求最大经济效益招生制度与幼儿平等受教育机会之间的专业伦理困境。[17][18]已有研究对宏观政策、保教规范等正式制度均有关注，但实际上，文化惯例、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发挥着比正式制度更大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以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为理论视角，试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探究制度情境对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困境的影响。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