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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知远，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美丽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亮，引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观察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对我们走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劲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查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顿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沟通，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吵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制而言是致命的，由于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标准，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清楚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浩大帝国的向心力。神奇的天赋皇权思想在给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给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的运作也颇为好玩。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仆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精彩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仆人。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胜利治理黄河、化解边疆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简朴。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贪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行分别的组成局部。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进入私人派系，相互照顾，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殊鲜亮，称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从微小末节开头，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剧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抱负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松散，使浩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绽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斗时依旧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斗。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进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幻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根底打算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根底。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好像要颠倒规章。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宝，而是爱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势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进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治理状态下的社会构造比方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夫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洁、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标准，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进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治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化为落后明清的主要缘由，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