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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林升的故事

我靠写诗扳倒了当朝宰相

那年临安城最火的不是西湖歌舞，而是我写的讽刺诗。

宰相府派人送来黄金百两要我闭嘴。

我笑着把金子扔进湖里：“大人，现在全城都在传唱我的新作。”

第二天早朝，御史们人手一本我的诗集。

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念了我的《题临安邸》。

老宰相当场摘了乌纱帽。

汴---

汴梁陷落那年的风雪，好像一辈子都下不完。

林升从北边来，跟着逃难的人潮，像一粒被狂风卷着的沙。官道上泥泞冻结，又被无数双脚板和车轮碾成更深的污浊。他裹着一件破旧得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棉袍，袖口手肘处绽出发黑的絮，怀里紧紧揣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几卷旧书，还有一支用秃了的笔。饿了，就啃一口冻得像石头似的杂面饼子，渴了，抓一把脏雪塞进口里。寒气无孔不入，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把他骨头缝儿都浸透了。

沿途的景象，是他往后许多年噩梦的底色。倒毙在路边的尸首，维持着蜷缩的姿态，很快被雪盖住，成了，成了一个小小的坟丘。孩子的哭声嘶哑着，旋起在半空，又猛地断掉。有兵痞骑着瘦马呼啸而过，抢走难民仅剩的口粮，甚至拉走年轻的女子，留下身后一片绝望的嚎啕。林升低着头，加快脚步，不敢看，不敢听。他只是个落第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胸中除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诗文，一无所有。

他记得离开那座即将沦陷的北方名城时，城墙上的守军还在，旗帜也还飘扬，但人心已经散了。达官显贵的车驾早在几天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老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儒生，在病榻上握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伯仁（林升的字），记住你看到的！到了南边……总要有人记下来！”老人的手指冰凉，力气却大得出奇，掐得他腕骨生疼。

后来，城破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喊杀声、哭叫声混成一片。他随着人流被卷出城门，城门，回头望去，只见浓烟滚滚，再也看不见老师的那间小屋。那一刻，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心里也跟着一并死去了。

不知走了多久，几个月，或许大半年，风里的血腥味和焦糊味渐渐淡了，空气变得湿润，土地也不再是那种冻裂的灰黄。当他终于望见临安城那高大、却明显带着仓促修筑痕迹的城墙时，脚下竟有些发软。城门洞开，进出的人流熙攘，挑担的，骑驴的，坐轿的，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洒下来，照在青石板上，泛着湿润的光。

这里没有烽火，没有遍地的饿殍，甚至……还有一种近乎喧嚣的热闹。

林升怔住了。他站在城门口，像一个刚从地狱爬出来的人，骤然看到了人间的集市。巨大的荒谬感攫住了他。他那沾满泥浆的鞋履，他身上散发的逃难者特有的酸腐气，与眼前这粉饰出来的太平景象格格不入。

他在城南靠近城墙根儿的巷子里，赁了一间低矮的阁楼。房东是个精明的寡妇，看他是个读书人，虽穷酸，但言语还算斯文，便勉强答应了，只是租金要月付，一文不能少。阁楼狭小，仅能容下一张下一张板床，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旧桌子。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能看到不远处别人家的黑瓦屋顶，和一小片被切割得不规则的天。下雨的时候，屋里会漏雨，他得拿出唯一的铜盆接着，叮咚作响，伴着他读书到深夜。

最初的几天，他去了一趟曾经的故交，一位姓王的官员府上投帖。门房打量了他一番，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件什么不洁的东西，半晌才懒洋洋地进去通报。等了足足一个时辰，出来回话的是话的是个管家模样的人，皮笑肉不笑地说：“王大人政务繁忙，繁忙，实在抽不出空见客。这里是十两银子，大人说，给林相公做盘缠，或是寻个营生。”

林升看着那锭雪花银，胸口堵得厉害。他没接，只拱了拱手，转身就走。走出那条整洁宽阔、立着石狮子的街巷，他才觉得呼吸顺畅了些。

活下去是第一位的。他开始给人抄书，写家信，偶尔也给些小店写招牌、对联。他的字是极好的，带着颜体的筋骨，又有二王的飘逸，在这座商业繁盛的新都里，倒也勉强能换口饭吃。只是收入微薄，交了房租，买了最糙的米，便所剩无几。肉食是奢侈的，青菜也常常只能买最便宜的那种。但他每晚仍要点亮那盏如豆的油灯，铺开纸张，磨墨写字。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自己还是个“士”，而不是彻底沦为这临安城里一只只为果腹而奔忙的虫蚁。

空闲时，他也去城中走走。去得最多的是西湖。

第一次见到西湖，是在一个午后。湖水浩渺，烟波澹荡，远山如黛。画舫静静地泊在岸边，或有精致的游船缓缓滑过水面，留下长长的涟漪。船上有歌声飘来，软绵绵的，带着吴侬软语的调子，听不清词句，只觉得酥软入骨。岸边的垂柳依依，拂动着游人鲜艳的衣袂。公子小姐们三五成群，笑语喧哗。卖各色小吃、玩意儿的摊贩高声叫卖。

真美啊。美得像一个易碎的梦。

林升沿着湖边走，走到一处僻静些的角落，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湖水轻轻拍打着石基，声音温柔。他看着那些华美的船只，看着船上隐约可见的曼妙身影和听到传来的笙箫管弦，忽然想起了老师那双浑浊而又灼热的眼睛，想起了北方风雪中那些僵硬的尸体，想起了自己一路走来看到的荒芜田地。

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和愤怒，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