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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收费乱罚款以案促改发言材料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以案促改专题会议，聚焦乱收费乱罚款问题，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政治要求，也是回应群众关切、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近期，通过梳理上级通报的典型案例、开展自查自纠、征求企业和群众意见，我们深刻认识到，乱收费乱罚款问题不仅破坏法治秩序、加重企业负担，更损害党委政府公信力，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改。下面，我结合前期调研和问题剖析，从“问题表现、原因剖析、整改措施、长效机制”四个方面，谈几点具体意见。

一、直面问题：乱收费乱罚款的突出表现与典型危害

从近期排查的12起典型案例和37条群众反映线索看，当前乱收费乱罚款问题呈现“四性”特征，必须高度警惕。

一是违规收费的“隐蔽性”。部分单位避开明文禁止的“红头文件”，转而通过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绕道操作”。例如，某镇市场监管所联合辖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以“会员服务费”名义向餐饮商户收取每年2000元费用，名义上“自愿”，实则“不缴费就难办许可证”；某交通部门委托第三方公司运营“车辆检测站”，默许其在法定检测费外额外收取“资料整理费”“加急费”，企业反映“不交钱就拖时间”。这些行为披着“市场化”外衣，实则是权力寻租的变种。

二是过度罚款的“逐利性”。个别执法单位将罚款与部门经费、个人绩效挂钩，导致“以罚代管”“罚过不纠”现象突出。某县综合执法大队今年上半年罚款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20%，但对应领域的违法行为整改率仅45%，群众反映“同样的占道经营，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款500元，第三次直接罚2000元，就是不引导整改”；某交警中队为完成“电子警察”抓拍指标，在非主干道连续设置3处限速40公里的抓拍点，半年内处罚8000余起，其中60%为本地居民“习惯性超速”，被群众称为“罚款陷阱”。

三是程序失范的“随意性”。部分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存在“重结果、轻程序”问题。某乡镇综合执法队对违规搭建的商铺实施处罚时，未履行“责令限期整改”程序直接罚款，且未出具正规票据；某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超标排放处罚时，未告知听证权利，企业提出异议后，执法人员以“政策就是这么定的”为由强行收费。这些行为不仅违反《行政处罚法》，更让群众对执法公正性产生怀疑。

四是监管缺位的“滞后性”。从问题线索来源看，70%以上是群众通过12345热线、网络平台举报后才被发现，暴露出内部监管“宽松软”。某区财政部门对下属单位非税收入监管仅核对总额，未核查具体项目合规性；某县审计部门近3年未将收费罚款纳入专项审计，导致某单位连续2年违规收取“垃圾处理延伸费”未被发现。这种“事后被动查、事前不预防”的监管模式，纵容了乱象滋生。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加重了企业和群众负担。据统计，今年1-8月，全县市场主体反映的涉企收费投诉中，63%涉及违规或不合理收费；小微企业调查显示，15%的企业将“应对收费罚款”列为经营成本的重要支出项。更严重的是，部分企业因不堪负担选择外迁，某镇今年已有3家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邻县，其中一家负责人直言：“不是本地没市场，是隔三差五的‘意外支出’让我们不敢加大投入。”

二、深挖根源：乱收费乱罚款的背后成因

问题表现在基层，根源在思想、制度和责任落实层面。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病灶”才能精准施治。

思想认识上“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部分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得不牢，把收费罚款作为“创收”手段。个别单位负责人在内部会议上明确要求“非税收入不能拖后腿”，甚至将罚款任务分解到科室、个人；有的执法人员认为“罚款是最直接的管理手段”，不愿花时间做宣传引导、整改帮扶。这种“重罚轻管”“重利轻责”的错误观念，本质是宗旨意识淡化、权力观扭曲。

制度机制上“漏洞”，规范约束不够有力。一方面，收费项目清单动态管理不严格。虽然上级明确“收费项目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但我县仍有2个部门存在“清单外收费”，主要原因是对新增事项审核不严，比如某部门以“数字化监管升级”为由，未经物价部门审批就向企业收取“系统维护费”。另一方面，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不细化。例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占道经营可处500-5000元罚款，但我县部分执法人员未根据违法情节、整改态度区分裁量，“顶格罚”“一刀切”现象普遍。

监督问责上“松软”，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内部监督存在“熟人社会”干扰，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联动不够，对苗头性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某单位连续3个月非税收入异常增长，财务部门未按规定上报；外部监督渠道虽多，但群众“不敢举报、不愿举报”现象突出——有的企业担心“举报后被穿小鞋”，选择“花钱消灾”；有的群众认为“举报也没用”，缺乏参与积极性。去年全县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