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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制度对婚姻自由限制的法经济学评估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增设的离婚冷静期制度，旨在通过设

置三十日的期间限制，降低轻率离婚率，维护家庭稳定。然而，该制

度一经施行即引发了关于其是否过度干预婚姻自由的广泛社会讨论。

婚姻自由，包含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是《宪法》与《民法典》所保

障的基本民事权利。本研究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离婚冷静期

制度所构成的婚姻自由限制进行系统的效率评估。研究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权利与公权力的二元对立，而是引入成本-收益分析、交易成本理

论以及信息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

纠正有限理性个体在热认知状态下的非效率决策（即冲动离婚），并

通过增加退出成本来促使当事人内化离婚的负外部性（如对子女的损

害）。然而，本研究发现，这种一刀切的制度设计在经济学上是低效

率的。它对所有协议离婚当事人普遍施加了交易成本，不仅限制了高

效离婚（即双方深思熟虑后结束不良婚姻）的实现，更极大地增加了

特定群体（如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安全成本与谈判成本，导致了严重

的负向激励与资源错配。该制度所试图获取的减少冲动离婚的社会收

益，在实证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其所施加的限制自由与增加风险

的社会成本则是具体而普遍的。本研究的结论是，离婚冷静期制度作

为一种旨在纠正市场失灵（非理性决策）的法律干预，其自身却带来

了更严重的效率损失。未来制度的优化应转向差异化供给，如设置家

暴豁免的快速通道，以及将资源从事前的时间阻却转向事中的信息供

给（如强制性调解与法律咨询），以更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婚姻家庭治

理的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

离婚冷静期；婚姻自由；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交易成本

二、引言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稳定性历来是国家治理与法律

规制的重要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所创

设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适婚姻关系的最新尝

试。该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

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

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这一规定甫一出

台，便迅速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引发了法学界、社会学界乃至公众

的激烈讨论。

争论的核心，集中于该制度对《宪法》和《民法典》所共同保障

的婚姻自由的限制。婚姻自由，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利束，不仅包含结

婚的自由，亦逻辑自洽地包含离婚的自由。离婚自由是个人摆脱已死

亡婚姻、寻求个体幸福的最后屏障。而离婚冷静期制度，通过设置一

个法定的犹豫期，实质上是对协议离婚的程序性阻却，它将原本可以

即时达成的合意解除，转变为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延长的法律过程

。这种以公权力介入私法合意、以时间换取回心转意可能性的做法，

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审视。

传统的法学分析多从权利冲突的视角展开，即婚姻自由（个体权

利）与维护家庭稳定（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博弈。支持者认

为，该制度旨在遏制日益攀升的离婚率，特别是基于非理性冲动而作

出的轻率离婚，其背后蕴含着对家庭（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

护，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反对者则坚称，此举是对成年人自

主决定的过度家长主义干预，是以稳定为名对个体自由的实质性克减

，尤其可能使家庭暴力等受害者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然而，上述的权利-权力二元分析框架，往往容易陷入价值的抽象

对立。本研究试图跳出这一传统范式，引入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法

经济学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机制，其核心评价标准在

于效率。婚姻在经济学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契约或合伙，结婚是缔

约，离婚则是解约。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离婚冷静期作为一项国家

设定的解约成本或交易规则，它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还是无效率

的？它所试图纠正的市场失灵（冲动离婚）是否真实且普遍？它为纠

正这种失灵所付出的制度成本（包括对自由的限制、对个体的潜在危

害、增加的程序成本）是否小于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挽救婚姻、保

护子女）？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构建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运用交

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法经济学工具，对离婚冷静期制度

的净效率（社会总收益减去社会总成本）进行系统性评估。本文的研

究内容将包括：首先，梳理关于离婚冷静期和婚姻家庭法经济学分析

的既有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的法经济学分析框架；再次，本文将

重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