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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峰村廉洁文化资源分散案例

桂峰村地处闽中山区，四面环山，一条青石古驿道穿村而过，将散落的民居、宗祠、古厝串联成线。作为有着800余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这里曾是连接闽北与闽中的商贸枢纽，商旅往来频繁，也孕育出“以廉为宝、以俭养德”的朴素文化基因。村内现存与廉洁文化相关的资源达37处，包括12座明清古厝、7座宗祠、5处碑刻题记、9处传统民居中的门楣楹联，以及口耳相传的11个历史人物故事。这些资源本是培育廉洁文化的“活教材”，却因长期处于“散点式”分布状态，未能形成聚合效应，甚至出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

一、资源分散的具体表现

从空间布局看，廉洁文化资源呈“星罗棋布”之势。村东头的“积善堂”是清代举人蔡文焕故居，正厅悬挂“清慎勤”木匾，据族谱记载，蔡文焕任浙江某县主簿时，拒收乡绅所赠田契，回乡后以“清慎勤”自勉；村西的“惇叙堂”为蔡氏宗祠，门柱镌刻“勿贪意外财，勿饮过量酒”的祖训，堂内保存着乾隆年间族规碑，明确“凡涉贪墨者，削去族籍，永不入祠”；村南的“谦益宅”是民国时期乡贤蔡明远旧居，其书房仍保留着他手书的“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条幅；村北的“松风阁”为清代茶商蔡立诚所建，阁内石墙上嵌有“秤平斗满”砖雕，暗合“经商重信、取利守廉”的传统商道。这四处核心资源直线距离最远超过1.2公里，中间穿插着现代民居、菜园和竹林，游客需绕行狭窄的村道逐一探访，常因路线规划复杂放弃部分点位。

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加剧了资源分散。“积善堂”由蔡文焕后裔私人持有，日常由78岁的蔡大爷看管，老人仅能讲述“清慎勤”匾的来历，对背后的历史细节知之甚少；“惇叙堂”归村老年协会管理，协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清明祭祖和节日活动上，对族规碑的廉洁内涵挖掘不足，碑刻因长期暴露在风雨中，部分文字已模糊；“谦益宅”因后代迁居外地，近十年处于闲置状态，门窗破损，书房内的手书条幅被村民取下保存，目前存放在村委会仓库，未作展示；“松风阁”现为村文化站办公点，虽设有简易展柜，但仅陈列茶商使用过的旧秤、竹斗等物件，缺乏对“秤平斗满”文化意涵的解读。此外，5处碑刻题记分属不同院落，有的嵌在院墙内，有的立在菜地里，既无标识牌，也无说明文字，外地游客即便路过也难以察觉其价值。

内容呈现的碎片化则削弱了文化感染力。现有的廉洁故事多以“单点叙事”存在：蔡文焕拒贿的故事仅在“积善堂”口头流传，未与“惇叙堂”族规中“拒贪”条款关联；蔡明远“半丝半缕”的节俭故事与他任乡保时主持修建村桥、分文不取的事迹被割裂讲述；茶商蔡立诚“秤平斗满”的商德故事，未延伸至清代桂峰村“茶帮”群体共同遵守的“三不准则”（不抬价、不压秤、不掺假）。这种“各自为战”的内容编排，导致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克己守正”未能形成一以贯之的叙事逻辑，参观者往往“看了一处，忘一处”，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二、分散状态下的现实困境

首先是教育功能的弱化。桂峰村自2018年被列为县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以来，年均接待参观团体40余个，但据2022年问卷调查显示，73%的参观者表示“记不清具体故事”，61%认为“资源点之间缺乏联系”，42%建议“增加系统性讲解”。某镇机关干部在座谈时提到：“我们组织党员来参观，原本希望通过具体案例传递廉洁理念，但走了四个点，听了四个独立的故事，反而记不住核心。”教育效果的打折扣，使得本应“入脑入心”的廉洁教育变成了“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

其次是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凸显。由于资源分散，有限的保护资金被“撒胡椒面”。2021年，县文旅局下拨50万元用于廉洁文化资源修缮，最终“积善堂”修了前院，“惇叙堂”补了碑刻，“谦益宅”换了门窗，“松风阁”做了展柜，每项投入仅10万元左右，未能解决任何一个点位的根本问题。更棘手的是，部分资源因长期无人管理面临损毁风险：“谦益宅”后墙因年久失修出现裂缝，若遇强降雨可能坍塌；村东头的“廉泉”古井（传说为明代村民为警示后代“取财如取水，需守正思源”所凿），因周边种植蔬菜，井水被化肥污染，泉眼部分堵塞，已失去原有的文化象征意义。

再次是品牌效应难以形成。邻近的竹田村、梅岭村近年来通过整合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资源，打造了“红廉竹田”“梅香廉韵”等特色品牌，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而桂峰村虽有更丰富的廉洁文化资源，却因分散无序，未能形成辨识度高的文化IP。2023年村集体尝试开发“廉洁文化手账本”，但因缺乏主线故事，只能简单罗列各点位的匾联内容，市场反响平平；计划推出的“廉洁文化研学路线”，也因资源点间距过远、讲解内容零散，未能与周边学校、机关达成合作意向。

三、分散背后的深层原因

历史因素是首要背景。桂峰村以蔡氏为主，另有林、陈、郑等小姓，各家族聚族而居，形成“一族一区域”的居住格局。廉洁文化资源多依附于家族空间存在，如宗祠、祖屋、族田碑刻等，其保护、传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