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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肿瘤科医生工作总结

2025年，我在肿瘤科临床一线的工作已迈入第十个年头。这一年，随着肿瘤防治理念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的深化，从“单一治疗”向“全程管理”的延伸，我的临床实践、科研探索与患者照护模式都经历了重要转变。现结合全年工作实际，从医疗服务、教学科研、患者管理、团队协作及自我提升五个维度进行总结，系统梳理经验，反思不足，为未来工作优化提供参考。

一、医疗服务：精准诊疗与规范执行并重，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全年门诊接诊患者2317人次，较2024年增长12%，其中初诊患者占比41%，复诊患者占比59%；收治住院患者428例，完成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抗肿瘤治疗方案制定403例次，参与手术前后辅助治疗评估35例，介入治疗协同决策12例。从疾病类型看，肺癌（43%）、结直肠癌（21%）、乳腺癌（18%）仍为主要诊疗病种，与近年流行病学趋势一致。

在诊疗实践中，我始终以“精准”与“规范”为核心。一方面严格遵循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NCCN（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等权威指南，结合患者个体特征调整方案。例如，针对1例晚期肺腺癌患者（PD-L1表达70%，无驱动基因突变），在指南推荐的免疫单药治疗基础上，综合评估其体能状态（ECOG评分1分）、合并症（轻度高血压）及经济承受能力后，选择了疗效确切且医保覆盖的PD-1抑制剂，治疗4周期后肺部病灶缩小45%，达到部分缓解（PR），患者生活质量评分（QOL）从治疗前的52分提升至78分。另一方面，注重多学科协作（MDT）在疑难病例中的应用，全年参与MDT讨论56次，涉及局部晚期肿瘤综合治疗策略制定、寡转移灶处理、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管理等场景。如1例直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经外科、影像科、放疗科、药学部共同讨论，确定“转化治疗（化疗+靶向）→评估手术可行性→术后辅助治疗”的全程路径，最终成功接受肝转移灶切除术，目前已无瘤生存6个月。

针对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管理，我建立了“预防-监测-干预”全流程体系。例如，对于使用紫杉类药物的患者，提前给予地塞米松预处理，化疗后48小时内动态监测白细胞计数，全年32例接受该方案的患者中仅2例出现Ⅲ度骨髓抑制（发生率6.25%），较2024年下降4个百分点；对于免疫治疗相关肺炎（irPneumonia），通过治疗前肺功能评估、治疗中定期胸部CT筛查（每2周期），及时识别2例Ⅰ级肺炎，予激素治疗后均缓解，无进展为重症病例。

二、教学科研：临床问题驱动研究，推动成果转化

作为科室教学秘书，全年承担本科实习生带教（8人）、规培医师指导（5人）及进修医生培训（3人）任务。带教中注重“以病例为导向”的临床思维训练，例如通过“晚期胃癌一线治疗选择”的病例讨论，引导学员从分子分型（HER2状态、EBV感染、MSI状态）、患者体能状态、药物可及性等多维度分析，避免“按图索骥”式机械记忆。同时，针对规培医师开展“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识别与处理”专项培训，通过模拟诊疗场景（如化疗后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提升其应急处理能力。年度教学考核中，学员理论考试平均分89分（满分100），临床操作考核通过率100%，反馈满意度95%。

科研工作围绕“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耐药”“老年肿瘤患者个体化治疗”两个方向展开。作为主要研究者（PI）参与一项“PD-1抑制剂联合TKI治疗EGFR突变型肺癌耐药后患者”的单中心Ⅱ期临床研究，入组28例患者，初步数据显示疾病控制率（DCR）为6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5.2个月，相关结果已整理为摘要投稿2026年CSCO年会。在基础研究方面，与病理科合作开展“结直肠癌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表型与化疗敏感性”的研究，通过免疫组化检测120例手术标本的α-SMA、FAP等标记物，发现FAP高表达组患者对奥沙利铂的客观缓解率（ORR）较阴性组低30%（P=0.02），该结果为筛选化疗获益人群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线索，相关论文已投至《中国肿瘤临床》。

此外，我注重将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例如，基于“老年患者化疗剂量调整”的文献复习与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纳入75岁以上患者102例），提出“根据CGA（老年综合评估）评分调整化疗强度”的策略：CGA评分≤5分者给予标准剂量的80%，6-7分者给予60%，≥8分者考虑单药或支持治疗。该策略在2025年应用于37例老年患者，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从2024年的41%降至22%，患者治疗完成率从68%提升至84%，初步验证了其临床价值。

三、患者管理：全程照护与人文关怀结合，改善心理与社会功能

在“全周期管理”理念指导下，我牵头优化了科室随访体系：对术后患者（Ⅰ-Ⅲ期）每3个月随访1次（前2年），4-5年每6个月1次；晚期患者每2周期治疗后随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