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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育权冲突中的法律平衡——基于冷冻胚胎处置的司法案例

摘要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ART）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冷冻胚胎作为该技

术的衍生品，其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为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

希望，另一方面，当胚胎的缔造者——夫妻或情侣——因离异、一方

或双方死亡等原因，对其处置产生争议时，便引发了深刻的法律、伦

理与情感冲突。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地位及其处置规

则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面临着生育权、

人格尊严、家庭伦理与公共秩序等多重价值的艰难权衡。本研究旨在

深入探讨生育权冲突中的法律平衡问题，以冷冻胚胎处置的司法案例

为分析样本，剖析法院在法律空白背景下的裁判逻辑与利益衡量方法

，为解决这一“技术-法律”交叉领域的难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系统梳理

了我国与冷冻胚胎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对“全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案

”以及一系列因离异引发的冷冻胚胎处置纠纷的典型判例进行了深度

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普遍将冷冻胚胎界定为介于“人

”与“物”之间的、蕴含生命潜能并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之物”。

在权利冲突的权衡上，司法裁判呈现出明显的场景化差异：在缔造者

双亡的情形下，法院倾向于从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公序良俗）出发

，尊重生命伦理与家庭延续的情感需求，支持胚胎的存续与（有限制

的）隔代移植；而在缔造者离异的情形下，法院则更侧重于对个体生

育权的保护，特别是对“不生育的自由”的尊重，倾向于赋予任何一

方对胚胎处置的“一票否决权”，以避免“强制为人父母”的后果，

但该原则在一方丧失再生育能力等极端情况下，会受到利益衡量原则

的挑战与修正。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冷冻胚胎处置纠纷的法律解

决之道，其本质是在相互冲突的生育权（生育的自由与不生育的自由

）之间进行精细化的利益衡量。未来的立法与司法，应摒弃“一刀切

”的僵化规则，构建一个以当事人明确合意为基础、以“禁止强制生

育”为原则、以“保护重大利益方（如唯一生育机会方）”为例外的

、多层次、场景化的法律平衡框架。这一结论对于丰富我国人格权法

理论、指导家事审判实践、完善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育权冲突；冷冻胚胎；法律地位；利益衡量；司法实

践

引言

在现代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的宏大背景下，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为代表的辅助生殖技术，正深刻地变革着人类传统的生育模

式与家庭观念。作为这项技术的必然产物，冷冻胚胎——那些在体外

结合后被低温保存，等待未来植入母体的受精卵——其数量在全球范

围内正以百万计地增长。它们是蕴含着生命希望的种子，是倾注了父

母情感与基因传承的独特载体。然而，当缔造这些胚胎的生物学父母

之间的情感与法律关系（如婚姻）走向终结，或者他们不幸共同离世

时，这些沉睡在液氮罐中的“生命之源”，便从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

，骤然转变为一个极其棘手和痛苦的法律问题。其核心，便是生育权

的冲突。

生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包含积极的“生育的自

由”，也包含消极的“不生育的自由”。在缔造胚胎之初，双方无疑

是共同行使了前者。但当关系破裂后，一方可能希望继续通过植入或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代孕的方式，实现拥有基因血缘后代的愿望

；而另一方则可能因为情感的终结、不愿与前配偶再有任何牵绊，而

坚决主张不行使生育权，要求将胚胎销毁。此时，一方“生育的权利

”与另一方“不生育的权利”便发生了最直接、最尖锐的碰撞。更有

甚者，如“无锡冷冻胚胎继承案”中，夫妻双亡后，其双方父母为延

续家族血脉，主张继承并处置胚胎的权利，这又牵涉到生命伦理、家

庭情感与社会秩序的深层考量。

然而，面对这一由科技进步催生出的全新法律难题，我国现行的

法律体系却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空白状态。《民法典》、《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等法律，均未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以及在

发生争议时的处置规则作出任何明确规定。这使得法官在裁判此类案

件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求助于“公序良俗”、“权利不得

滥用”等原则性条款，进行极其困难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裁判结

果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也使得当事人长期陷

入诉讼的煎熬之中。因此，深入研究生育权冲突中冷冻胚胎的处置问

题，厘清司法实践的内在逻辑，构建一个公平、合理、人性化的法律

平衡框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冷冻胚胎处置纠纷中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