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重盗窃立法完善的思考.pdfVIP

摘 要 加重盗窃是盗窃罪的加重犯，中外刑法典对其都有详细规定。我国现行刑 法第 264 条对盗窃罪进行了规定，并对盗窃罪的处罚规定了四个相互衔接的量 刑档次。其中，适用基本量刑档次以上的盗窃罪即为加重盗窃犯罪。论文主要 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加重盗窃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了一些思考：盗窃罪加重因素的完善、加重盗窃法定 刑的完善、加重盗窃立法模式的改进。 论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章介绍加重盗窃的基本理论。该部分首先对加重犯的概念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加重盗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加重盗窃就是在构成基本盗 窃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法定的加重因素，适用较重法定刑，社会危害性比基本 盗窃罪更大的盗窃罪。本部分接下来对加重盗窃的特点、类型进行了总结，并 对加重盗窃与基本盗窃、特殊盗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加重盗窃的特点主要有： 社会危害性较基本盗窃更大、以构成基本盗窃为前提、具备法定的加重因素、 适用盗窃罪加重法定刑。加重盗窃的类型包括：明文的加重盗窃和隐含的加重 盗窃；一级加重盗窃、二级加重盗窃、三级加重盗窃等；结果加重盗窃、情节 加重盗窃、数额加重盗窃。就加重盗窃与基本盗窃、特殊盗窃的关系而言，论 文认为：特殊盗窃是与盗窃平行的概念；盗窃是基本盗窃和加重盗窃的上位概 念，基本盗窃与加重盗窃两者共同构成盗窃罪；加重盗窃是社会危害性较基本 盗窃社会危害性大、具备法定加重因素的盗窃罪。 第二章介绍我国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国家有关加重盗窃罪的刑事法律 规定。该章第一部分介绍、分析了我国刑法典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对加重盗窃罪的规定。第二部 分介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代表国家刑法对加重盗窃罪的规定。第三部 分介绍了我国台湾、澳门地区刑法对加重盗窃罪的规定。第四部分在比较上述 各刑法典对盗窃罪规定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大陆刑法加重盗窃的立法特点： 我国的加重盗窃属于隐含的加重盗窃、刑法典对加重因素的规定不够明确，加 重因素是由司法解释来明确的、我国盗窃罪的加重因素与国外大为不同、盗窃 1 数额对我国加重盗窃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加重盗窃适用的法定刑幅 度是相互衔接的而且适用的加重法定刑较重。 第三章分析现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加重盗窃立法技术。本部分首先在分析 现代刑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保障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法价值理念。 接着指出，在坚持保障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法价值理念之下，兼顾法 律的简短价值，例示法是加重盗窃的最好立法模式。 第四章分析我国现行加重盗窃立法存在的问题。第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 冲突。首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主义的要求，因为根据法律主义的要求， 罪刑法定中的“法”只能是刑法而不能是司法解释，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依据 最高院的《解释》来对盗窃罪进行定罪量刑的。其次，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明 确性的要求，我国刑法对加重盗窃的罪状描述为“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这些词语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不符合罪刑法定明确性的要求。第二，与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相冲突。由于刑法 对加重盗窃罪状规定具有模糊性，所以就需要对其进行解释。对上述模糊性规 定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对法律规定具体含义的进一步明确，根据《立法法》及 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只能由立法机关对其作出解释，而最高法院无权对 其进行解释。第三，与我国法的渊源理论不符。根据法的渊源理论，我国刑法 的渊源不包括司法解释，而实践中最高院的《解释》却取代了刑法，成了定罪 量刑的依据，实际上处于一种刑法渊源的地位。第四，加重因素有待完善。根 据刑法及《解释》的规定，“主犯”是加重因素，这与加重因素的实质标准不符； 同时一些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情形，如“携带武器、凶器盗窃”等，却未被纳 入到加重因素中来。这都易导致司法实质的不公。第五，加重盗窃的法定刑不 够协调。分析刑法及最高院的《解释》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盗窃 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数额巨大且具备八种情形之一的、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且 具备八种情形之一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相同的；盗窃数额达到特定数额又具 备八种情形中的一种与具备多种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相同的。 第五章是对我国加重盗窃立法完善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