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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摘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一切当然是可以告慰先贤和激励人心的，但也使当代中国人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显得更为尖锐和突出。在此，我们不仅要清醒地立足于现实，而且有必要自觉地向传统的中国智慧学习。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建构合理的国际伦理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梁启超 爱国主义 世界主义 国际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63-05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取得不仅是中国人民更新爱国主义传统，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发扬世界主义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光辉成就。就思想领域而言，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峥嵘岁月之中，对于中国人民如何实现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问题，包括梁启超等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也都作了深刻的思考，既在当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解放功能，又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中华民族的国运正处于上升的关键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为最终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为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使中国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够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也就有必要探讨一下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观点，并从中吸取对于当代国际伦理研究的有益启示。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伦理学的视角，追踪其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他的相关论证作一简要的概括和分析。 　　一、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在晚年的一次与学生的谈话中，梁启超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综观他五十多年的生平和思想，他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工作，从早年积极参与戊戌维新运动到晚年综合中西文化的创作，梁启超的这一“夫子自道”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没有什么争论。但同时必须指出，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他还是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研究爱国主义问题的理论家，是一个对“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的思想家。因此，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有一个既立足中华民族的生命成长，又基于世界历史和人类整体的宏伟视角，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妥善地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合理思想。 　　关于梁启超对爱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即他的“爱国论”，郑师渠指出：“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事实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教化之儒”的子孙，梁启超自幼就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根基，一生具体目标“屡变”而爱国宗旨不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威胁，从追随康有为变法维新而走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起，其爱国主义活动和思想就走上了取法近代西方“民权政治”以救国强国的道路，“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夫是之谓群术……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浮兴也若此”。由此，梁启超不仅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接受了具有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力本论”，而且在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方面也开始“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 　　尽管如此，但不能忽略的是，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的许多言论表明，在初步形成现代国家和爱国主义观念的同时，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其思想深处仍然和“太平大同”的儒家传统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呈现出其当时思想上的某种“过渡”和“矛盾”，而且也反映出其对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观念的独特保留和批判。例如，1896年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的结尾，梁启超“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而在《序》中，他则强调：“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1897年冬，他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最后也规定：“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 　　梁启超这些话语写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国运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