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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仁爱、信仰 　　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要不然让自己企业的使命无限大，企业就终将长久；要不然，让企业的精神在众多人中传播并永存，企业在形式上不存在了，而企业精神长存，此时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没死。也就是说，可以塑造一个永远存在的使命和企业精神，作为企业的终极信仰。 　　人类三大元精神 　　《道德经》第38章云，“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第65章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以上价值观念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组，道德，仁礼，义智；分别对应着原始氏族公社的道德社会、伦理与礼教的传统社会，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社会。 　　三组价值观念道德、仁礼、义智，背后的人类的元精神，分别可以解读为信仰精神，仁爱精神，理性精神，分别对应着人类的美、善、真的追求！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按照《道德经》的说法，应该是“负阴抱阳，中气为和”，如果把理性认为是阳，仁爱是阴，信仰是中和，即意味着将理性精神融入到仁爱精神里，将仁爱精神融入到道德精神里，形成“真、善、美”完整统一，即理性、仁爱、信仰三种人类元精神的完整统一，整个人类才有希望。 　　黎鸣先生《西方哲学死了》中，也提出了关于人学问题的三大元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仁爱精神，尤其是认为仁爱精神是作者本人首次提出的；同时，黎鸣先生认为信仰精神指向真，求真精神指向善，同时认为信仰精神是古代希伯来人所首创。 　　我认为，以上表述不够准确。三大元精神应该是源于《道德经》的表述，信仰精神的实质是“美”之极致；求知精神对应着“真”；仁爱精神对应着“善”。信仰精神是原始氏族社会时人类的共有精神。西方人的信仰，体现在希伯来人的上帝信仰里；中国人的信仰，在三皇五帝时代，体现在巫史文化里，之后，则主要体现在中国哲学里，或者说体现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里，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尊道贵德”的生活艺术里（包括祖先崇拜、灵界信仰等）。 　　道家思想来源于巫史文化。《道德经》云：“子孙以祭祀不绝”，“在帝之先”，“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等。“道德”的“德”在古文献中指祭祀，最早是丰收巫术，然后是部落国家祭祀，再变成祖先祭祀。《道德经》第14章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所谓古始，即中华古代文明之开始，中国社会之始，就是女娲、伏羲时代的原始宗教。所以闻一多先生说：“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具体点讲，一种巫教。”说明中国的原始社会，是一个信仰社会。 　　信仰中包含着理性和仁爱。失去道就是失去了本体，失去德就是失去了统一性，失去道德就是失去了原始的信仰精神。颛顼帝喾是五帝时代的著名帝王，颛顼所进行的宗教改革，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颛顼宗教改革的后果，使宗教代替巫术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改革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秩序的调整。之后信仰精神日衰；孔子在确信大道既隐的情况下，创立仁学，把“仁”作为一种终极追求，之后中国人进入到伦理道德的时代，之后西方世界于500年前，进入到现代理性时代，表现为法制、民主和科学等精神为核心。西方世界的信仰精神因理性的觉醒而消减，进而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 　　韦森通过评价Greif教授对于11至12世纪地中海边两大商贸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形式和变迁的历史博弈分析发现，讲诚信、美德和良善的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社会，往往静滞于一种习俗经济而难以导致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体系。而不讲诚信道德且自私自利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却容易衍生出一个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而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说：“信任未在成员之间普及之前，群体必须整个地接受共同的规范。” 　　这表明，只拥有一种精神或者是两种元精神，是无法完成人类的统一的；同时也要知道三者的次序是理性精神、仁爱精神、信仰精神，次第超越。就好像人类造的通天塔，因各个地区的人，都拥有不同的语言而无法完成；而我们只要拥有这三种元精神，并逐步提升，就可以建立现实的人间天堂、大同社会。 　　法商、儒商、道商之间的道理，同样是理性精神、仁爱精神、信仰精神在企业里的映射与投影而已，是“规律”、是“原型”在企业里的重演，因此三种元精神是企业发展之道的根本。其次第发展之关键是：继承法商的理性精神，发挥儒商的仁爱精神，找到并确立道商的信仰精神，共同建设大同社会的人间天堂，是商业追求的本质。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煜先生同样发现：人类幸福，“法宝就是理性、情感与信仰”，“我们必须同时发挥理性、情感与信仰，同时拥有科学、儒家与宗教来对付我们所遇到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