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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隆朝的官方灾赈 　　关键词： 赈灾；乾隆；官方 　　摘要： 清代乾隆时期的官方赈灾很有特色，朝廷高度重视，因时因地制宜，尽力以赴；形式多样，支出浩繁，重点突出；日益正规有序，并朝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赈灾，对于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灾后的重建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等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朝隆时期的官方赈灾又痼疾难改：注重形式，轻视效果；因人而异，厚此薄彼；忽视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缺乏赈灾的长效机制等，很难尽如人意。不过，乾隆朝赈灾的经验教训仍有历史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4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13 　　第6期张祥稳： 论乾隆时期的官方赈灾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1卷在清代，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较顺康雍三朝频繁严重，直隶等18直省1505个州县厅奏报的水旱等八类灾害，其中被及的“成灾”①州县厅次，平均每年达240个左右，约是清代前期93年的年平均数的2.5倍。对此，乾隆也深有感触：“胡乃灾伤一时会？”[1]381且 “忧愁困苦”，较“军务”还难对付。[2]16398当时，“社会下层普遍穷困”[3]439，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于“歉收之后，民鲜盖藏”[4]700，基本生活无以为继，灾民“鹑衣鹄面，相望于道”[1]750，他耳闻目睹，由衷感叹，“灾民实可怜”[1]598，并认识到：灾区“非加意赈恤不足以苏民困”[1]374，“国家所恃以拯患恤灾者，惟赈济一事”[1]750。为此，乾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荒政从之而出”[5]234，采取一系列措施，“凡荒政十有二”[6]17，其中赈灾尤为要切。乾隆时赈灾与以往相似，“用钱款或实物等救济灾民”[7]148，如“乏食者予以口粮”[8]80，“倒塌庐舍给资修葺”[1]380，“损伤人口，给银抚恤”[5]757等。总体来看，形式丰富多样，有急赈、摘赈、大赈、展赈、工赈、抚恤等②，获得时人的高度评价，“自古及今，得未尝有”[5]544。学界对清代荒政和救灾已有不少研究，而对乾隆朝研究较为薄弱，如：此时官方赈灾的特点如何？积极意义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呢？笔者在乾隆时期赈灾类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赈灾的时代特点和经验教训，以期对清史、自然灾害史、荒政史的研究有所补充。 　　一、乾隆时期官方赈灾的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赈灾古已有之，即所谓“遇祲而赈，盖历代之故事也”[9]487。而乾隆朝在继承以往赈灾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发展，呈现出时代特点。 　　1.“赈济之事最关紧要” 　　乾隆在即位之初就强调，“赈济之事最关紧要”[10]486，也就把赈灾视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他密切关注灾情，在灾区官员京外接驾时，“先询灾后子民情”[1]419，并告诫灾区官吏，要用心救灾，“勿徒见之奏章之词”[11]524，重在落实。每一岁末年初，“豫查各省有因灾予赈地方，俱降旨加恩展赈”[1]565；“将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墨刻颁赐各省督抚”，并命令督抚将此图“多为摹刻，遍及藩、臬、道、府、县衙门，使之触目警心”[12]1116，留心赈灾。他认为，地方官匿灾不赈之罪较其它“尤为重大”[13]645；赈灾帑银“较俸饷为尤重”[1]691；官员侵冒赈灾钱粮“与寻常侵欺帑项不同”[5]764，应处罚更重。他曾讥讽汉代文景二帝在赈灾上的吝啬，“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红朽不可食。彼时岂无一方之凶歉，而未闻轻议分减者”[1]664；也曾间接批评康熙宁肯“京、通各仓浥烂米石甚多”[1]736，而不能博施赈济。对臣工的“滥赈”[2]27378和赈灾“无益”[1]510之说，皇帝给予了措辞严厉的申饬。在他的遗诏中，把赈灾放在十全武功之先，可见他对赈灾的重视。 　　“赈济”是救灾的急务和要务，关键在于落实和实施。乾隆多次强调官吏的赈灾职责和责任，“封疆大吏之责无容旁贷者”[1]352，大小官员务必要认识到“赈灾关系民生，必须周详迅速，方有裨益，丝毫不可轻忽”。[1]477尤其灾区的地方官要时时以赈灾为念，“有应行赈恤者”必须及时奏禀和行赈，否则“大非朕勤民怀保之意”[1]539。同时，他以赈灾为急务，“拯救灾黎之事，一经督抚奏闻，即立时降旨”[1]599。即使新年伊始，“新年宜言吉”[1]544，也不讳言赈灾；即使皇帝、太后大寿之际，也不“肯因行庆忘民务”[1]628，包括赈灾；即使督抚等“监临入闱”时有不得奏事的限制，也允许他们就赈灾“应即行题奏办理，不必待至出闱之后”[1]491。在巡幸地方时，若遇灾情，要求负有赈灾之责的地方官，“不必办差，即回本任专心办理散赈”[1]508，如有违者，辄遭训斥，“可谓不知轻重矣”[13]599，如此等等，都反映朝廷对赈灾的重视和落实。 　　2.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