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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话语”的土地情结和金钱意识 　　[摘 要] 阿凡提“话语”表现的良知和德行、勤劳和智慧、公平和正义等内涵，实际上是积淀于西域人生命最深层的一种无意识的“土地情结”演绎的精神特征；而其中描写的人性堕落和贪欲以及西域人对金钱的渴望和财富创造欲，又是 “土地”结出的“另类之果”。不过，阿凡提“话语”的金钱意识刻有阿拉伯商业文化的烙印，更与本土的沙漠文化、绿洲文化及中原文化融合而不断生成新质，形成了一种永不衰竭的“腹地效应”。 　　[关键词] 阿凡提“话语”；土地情结 ；金钱意识 ；腹地效应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41-07 　　有学者说：“喀什的历史就是世界文化活力的晴雨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这里文化的主流是希腊式的，印度崛起的时代，则是印度式的，中国的汉唐时期则是中原式的，而斯文?赫定看到的则是伊斯兰式的。”[1]喀什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的文化姿态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被誉为西域民间文学精粹的阿凡提故事表现尤其突出，特别是它所蕴含的深厚的土地情结和浓郁的金钱意识，不仅体现了喀什本土文化的整体开放和主动接纳的特征，而且显示了“腹地效应”所滋养的西域人的强大生命力。 　　一 　　阿凡提故事在西域广泛流传的时期恰值宋元时代。而史载唐以后各朝中央政府都加强了对西域地方的管理，使其经济大大发展。如元代畏兀儿人居住的吐鲁番盆地，农业就相当发达，种植有小麦、大麦、稻子、高粱、黍、豌豆、棉花、大麻、芝麻等等，并盛产瓜果、葡萄。《马可波罗行记》卷一就载有：喀什噶尔境内有环以墙垣的城村，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的园林，大产业生产棉花甚饶，和阗盛产棉花{1}。历经明至清，西域屯田仍在扩大{2}，农牧商持续发展，颇有点“不似汉唐胜似汉唐”的景况。然而，就流传于这几百年间的阿凡提故事来看，主人公所处的现实生存环境却又令人失望――似乎找不到西域民生富庶、百姓安乐的片言只语，即使在与之相关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怨声载道。如《真主的使者》： 　　阿凡提很穷，常常要挨饿。有一天他在巴扎上走着，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我是真主的使者！我是真主的使者！” 　　巡街的衙役听到他的喊声，连忙报告县官，县官马上叫人把阿凡提请到衙门里，问他： 　　“你是真主的使者，真主有什么嘱咐要你告诉我吗？” 　　“有，有！” 阿凡提说：“先拿点吃的来，吃饱了肚子再谈。” 　　县官忙叫手下人端来丰盛的食物。阿凡提慢慢地吃，吃饱了以后，才说道： 　　“真主嘱咐我说：‘阿凡提，县官老爷搜刮老百姓的东西可真不少，弄得你们什么也没有了。你就上他那儿吃饭去吧！’”[2] 　　阿凡提的“怨声”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在农业大力发展的同时，宋元西域各王朝农民只有少数耕地，课税却极为繁重。如史载西州回纥国的农民就必须将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用来供养僧侣及寺院开支；喀拉汉王朝实行的“伊克塔”制（分封制），就是土地占用制的统治形式{1}。宗教封建主、世俗封建主或国家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几乎只能以租地耕种为生，沉重的剥削又使他们终年劳动的收获所剩无几，只能在贫苦和饥饿中挣扎。至西辽，虽然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但官商勾结，市民小贩遭受层层盘剥，生活穷困潦倒，几百年后的“林则徐哈密被阻”就是历史的“回放”。清史记载，流放西域的林则徐在南疆各路屯田百万余亩，同时大力倡导挖掏坎儿井以解垦地水利不足。他的种种作为和计划大力推动了南疆的农业生产，深得西域人民的信赖。道光二十五年，他三次奉命查勘哈密官荒地八千余亩，返回途中曾路遇军民绅商百余人拦舆环跪递呈，同声控告七世哈密王伯锡尔的种种恶行：不但领取朝廷的巨额俸银，还压榨民众获得额外的收入。哈密土地除三处官屯之外，民田竟无半亩，而且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随便垦地耕种，不但全部田租要交给他，而且连市肆屋铺、瓜果菜圃，凡有居民之处，他都要索取地租，甚至将城郊坟地筑墙围占，人死在此殡葬，必须缴纳银两方可掩埋；他还把煤厂、石山、山林占为己有，连驻军修理仓库房屋，拉一车碎石泥土，都要缴纳几十文钱{2}。这就是西域地区剥削者贪婪之极的历史“定格”。可见阿凡提的“怨声载道”并非一家一户之言，相反它代表了西域人民极为普遍的现实生存状况。阿凡提的贫困交加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景况，而是有着历史的一贯性。所以，阿凡提故事蕴含了巨大的历史能量和普遍而深刻的现实意义，故事中剥削者的压榨、平民的贫困，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又是历史的延续。 　　再回到这个故事。阿凡提“饥饿”是否因懒惰而致？《只差一件小东西》就作了最明确的回答。故事叙述阿凡提请一个懒汉到家里做客而又久久不把饭菜端上来，却对懒汉说：“什么都齐备了，就差那么一件小小的东西。”“什么东西呀？”阿凡提把嘴凑到懒汉耳朵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