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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重构——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探论 　　摘 要：新型工业化城市承载着传统社会管理的历史沉疴，其社会管理模式面临着转型与重构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构建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在创新理念、机制、内容等方面着力，以建设“一主多元”、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城市社会需求；转型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30-04 　　社会管理作为“规范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1]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新型工业化城市既面临着急剧变革的形势，也承载着传统社会管理的历史沉疴，其社会管理模式改革面临着重塑与转型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重塑的时代背景 　　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各种社会要素加速流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一些地区进行了社会管理改革的积极尝试，努力构建适合自身的社会管理模式，但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面前，效果并不理想。 　　新型工业化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新型工业化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率先解体，社会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简单走向多元，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不断产生并发展壮大。由于新型工业化城市有着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大量流动人口向其集聚，有的地区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在大量的外来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融入其生活工作的城市，成为“游民群体”，社会认同和归属感较差，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的不断加速，“两新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的“草根社会组织”不断涌现，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心理、精神的寄托和归属，导致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管理领域空前扩张，社会管理任务空前加重。 　　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需求更加多样，社会管理压力持续加大。在新型工业化城市，人们的生存型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重视发展型需求，包括人力资源开发、精神文化投资和消费、自身权利需求、社会安全需求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由于现有的城市供给体制机制无法对这些发展性需求提供充分有效供给，新的社会需求的满足方式尚未成型，导致人们在生活中缺乏保障感和安全感，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府社会管理压力持续加大。 　　新型工业化城市中，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空前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的边际效应出现衰减趋势，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社会成员受益不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特别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群体的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对现实不满，滋生了仇富、仇官、仇警心理。加之在网络化背景下，不良文化也在迅速滋生蔓延，进一步冲击着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快速调整、思想观念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社会管理工作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凸显了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改革的紧迫性。在不少地区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管理机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理念滞后，社会管理措施不当，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效果不好。 　　综上，新型工业化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对社会管理内容、方法乃至模式进行本质变革的要求日益迫切。可以说，新型工业化城市遇到的最大困境不是经济领域的挑战，而是社会管理的滞后性所带来的束缚。 　　二、新型工业化城市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许多新型工业化城市在社会管理领域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构建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和目标 　　总体上看，新型工业化城市用实际行动在以人为本理念、源头管理理念、综合治理理念和依靠群众理念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2]表现在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改进服务工作，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强化管理，力求做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以人为本理念初步形成；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法治政府建设指标及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积极建立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平台的作用，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规范、科学、高效，源头管理理念意识增强；通过政府各部门协调运作，注重加强社会管理的综合治理，在综治基础工作体系、综治工作责任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等方面着力，初步树立了综合治理理念；通过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各种渠道发挥群众作用，如建立专业性社工队伍，建立治安队、巡逻队等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