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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及其局限 　　[摘要]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流行于伦理学时，黑尔将可普遍化规定为道德判断的基本特征，从语言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可普遍化原则，恢复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伦理学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却并不完全符合道德现实。 　　[关键词]道德判断 可普遍化 黑尔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064-04 　　道德判断之所以是道德判断的标志是什么？这是伦理学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康德在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伦理学中通过绝对命令的形式提出了可普遍化概念，确立了道德判断（准则）的可普遍化原则。自康德以来，许多伦理学家把可普遍化看成道德判断的一个基本特征，把可普遍化原则看成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康德在提出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时，侧重于从先验分析方面论证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原则，这没有抵挡住20世纪上半期情感主义对伦理学的冲击。在情感主义的冲击下，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道德观流行开来，严重阻碍了伦理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R.M.黑尔举起语言分析的大旗，从语言与逻辑入手解释了可普遍化的意义，重新奠定了伦理学的客观基础。 　　虽然追求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不是始于康德，但康德头一次在伦理学史上把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明确表述为一条基本的伦理学原则。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物“应当”做什么的“定言命令”。“定言命令”不同于“假言命令”，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定言命令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体现道德法则的定言命令就是绝对命令。康德指出，实践理性原理作为道德法则是对意志的普遍性规定，当意志的普遍规定只对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有效，它就是主观的“准则”，而当意志的普遍规定对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普遍意志都有效时，它就是客观的“法则”或“普遍规律”。因此，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或作为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就是：“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永远普遍的立法原理。”或者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就是说，只要是道德判断就是可普遍化的，不可普遍化的判断不是道德判断；如果将非道德判断当作道德判断，即将不可普遍化的判断普遍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显然，在康德的绝对命令中，只有可普遍化的准则才是道德法则。 　　黑尔自称自己的许多思想归功于康德学说，特别是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而且他把可普遍化原则直接称之为一个康德式原则。像康德一样，他认为可普遍化原则是我们据以检验我们行动的准则是否足一个道德原则的标准。然而，黑尔并不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尤其是他不同意康德把可普遍化命题看作一个关于实体的道德命题，而是把可普遍化命题看作一个关于意义规则的逻辑命题。黑尔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可普遍化原则方面，把逻辑命题与同它易于混同的道德命题区分开来。虽然一个作出道德判断的人不仅仅受着逻辑意义规则约束，而且受着实体道德规则约束，“然而，可普遍化命题本身仍是一个逻辑命题。不把可普遍化命题混同于一个作出道德判断的人据以约束自己的实体道德原则是很重要的”。所谓“逻辑的”命题，黑尔意指的是一个关于语词意义的命题，或只依赖语词的命题。可普遍化命题的正确性不是依赖于普通人作出“你应当去做X”这种形式的判断时表达的意思，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根据人们使用语词的方式探寻其一致性而把握的道德概念的逻辑。“我一直主张，‘应当’这个词和其他道德词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它们的人会因而使自己受一条普遍规则的约束。这就是可普遍化的命题。它将区别于道德观点，诸如每个人应始终坚守普遍规则，并依照它们约束他所有的行为，或一个人不应为自己的利益而破例。”在黑尔看来，实体的道德判断是简单判断，而可普遍化命题则是复合判断。简单的道德判断不会产生自相矛盾，只有复合的可普遍化命题才有可能自相矛盾。正如黑尔所说：“可普遍化命题不提供自相矛盾的任何单一的、逻辑上简单的道德判断，甚或道德原则，没有这个命题，也不会有自相矛盾；所有它所做的是，促使人们在两个判断之间作出选择，若对两个判断都加以肯定，必定会自相矛盾。” 　　黑尔之所以将可普遍化原则看成是一个逻辑原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像康德那样将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仅仅基于主体的意愿，那么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客观基础，可普遍化也就成了主观的了。正是从主观主义出发，20世纪上半期在伦理学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情感主义思潮主观化地理解道德语言，把道德陈述视为主体的情绪或态度的发泄、表达，把道德判断视为没有意义的假判断，进而彻底抛弃了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原则，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沼，从而否认了伦理学的科学性或客观性，使之丧失了合理性和客观基础。在情感主义风行于伦理学界的情况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