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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条件分析 　　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是以武汉（1+8）城市经济圈为依托的区域金融中心。武汉城市经济圈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的鄂州（63公里）、黄石（84公里）、黄冈（61公里）、孝感（52公里）、咸宁（85公里）、仙桃（82公里）、天门（105公里）和潜江市（135公里）（注：以上均为直线距离）等8市构成的城市圈。武汉城市经济圈以占全省33%的土地面积（61347 平方公里），集聚了全省50.4%的总人口、60%的国内生产总值、53%的地方财政收入、57.2%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2%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经济中心区，综合实力较强。 　　“十一五”至2020年期间，武汉城市圈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轴的东西部互动发展的关键接力点和加速器，内陆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重点是实现“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 　　一、构建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金融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国际上知名的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看，金融中心建立的条件首先应当是处于当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自发的需要，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基础；其次，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也很重要，这是金融中心得以发展的宏观基础和战略基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金融活动迅猛发展，除伦敦、纽约等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外，欧、美、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努力和政策扶持陆续催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金融中心。国际上地区和国家之间争相发展金融中心的竞争日趋激烈。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推动阶段，各地为了抢占区域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纷纷争建金融中心的现象已达白热化。而普遍滞后的金融体系和差距甚远的金融实力，又决定了建立金融中心不是哪个城市只要力争就能实现目标的。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各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以及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讲，国内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层次已有眉目。 　　除香港已是亚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外，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分别作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应是国家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一层次，而西安、成都、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城市地位，都属于国内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二层次（伦波，2003）。 　　从上述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进展来看，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同处在东部发达地区，其特有的区位、政策和观念优势使金融中心的建设远远走在国内的前列；成都、西安等城市正在借西部大开发的良机紧锣密鼓、大造声势地进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陈元生，2000；周林，2001，）；南京作为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也在趁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之际加快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范从来，2002）。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无论是从外在压力还是内在动力来说，构建一个金融组织体系健全、金融市场功能齐备、资金融通能力强、金融业务辐射宽、金融机构和人才密集，在“十一五”期间能带动中部地区实现振兴和崛起的区域金融中心实为时局所需、大势所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与更快发展的东部相比，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力推进中部地区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工业整体竞争力，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完成这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强大的金融支撑是核心。然而，现实中中部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金融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中部地区金融资源聚集功能弱，导致金融资源总量满足不了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二是中部地区市场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完善，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程度低，金融尚不能充分发挥通过资金流动来实现生产要素流动的作用。目前中部地区生产要素的集中主要是靠地方行政手段在省内集中，利用资本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来实现生产要素跨省集中的案例很少；三是金融服务品种少、层次低、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既影响中部地区资金的聚集能力，又缺少促使资本流动的金融手段；四是风险投资业务发展过慢，与该地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相称，导致大量的科学技术发明没有在本地区转化为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快，靠本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换代比较困难（周鸿卫，2002）。要解决中部发展的“金融约束”，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深化”，客观上要求以某一个中心城市为依托构建区域金融中心，肩负资金的集聚和扩散职能，从而突破金融瓶颈带动区域工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