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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展望 曾尔恕’ 一、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 我国大学开设外国法制史课程的历史可以追溯刭百年以前。1904年清政府颁布《大学 堂章程》，其中“法律门学科目”规定的“主课”中包括：“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 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该章程还特别 解释道：“泰西各国法”是指罗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①其后，中华民国北京 政府规定大学法科法徨学门课程包括罗马法和比较法制史。②1944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则 将罗马法和近代欧洲大陆法列为法律学系的选修课。③外国法制史从清末学堂的主课变为 民国学校的辅课的主要原因是“学”与“用”态度上的转变：清末学堂法科开设外国法制史课 程的目的是为法学教育提供西法的背景知识，重在“学”；而20世纪30年代后法律课程的开 设重在于“用”，既然立法上借鉴西方法制，我国法律近代化已基本完成，外国法制史课程的 地位自然降低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外国法制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在《民国总书目》法律卷中，有 关外国法律史(包括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的作品仅26种。④另据《中文法学和法 0。55％。尽管如此，当时的著作和译作时至今日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如李宜琛的《日耳 曼法概说》、张天福的《希伯来法系之研究》、姚梅镇翻译的《欧陆法律发达史》、黄尊三等人 翻译的《法律进化论》和方孝岳等人翻译的《古代法》等，至今仍是我国学者研究日耳曼法、 希伯来法、欧洲法律史的基本参考书。此外，作为我国继受法律的渊源和基础的罗马法研究 受到格外重视。在上述两种文献目录中，研究罗马法的著作分别为12种和10种，几乎占总 数的1／3—1／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一边倒”的形势，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自 然也不例外地跟风学习苏联，苏联模式的外国法制史的体系范式据此确立。作为文科样板 工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首先开设关于外国法制史的课程——国家与法权通史和苏维埃国 家与法权通史⑤的学校。据苏联司法部全联盟法学研究所编的《国家与法权通史》序言所 ·曾尔恕，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参见《大清法规大全·教育部》第二册o @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⑤同上书，第284—285页。 ④参见[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致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舨。小引。 ⑤这里的“法杈”是个误泽，详情参见陈忠诚、鄙爱红：‘”法权”还是“权利”之争——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 (25)，载《法学)1999年第6期。 曾尔恕：外国法制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展望 257 述，国家与法权通史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法学界的创造，学科的时期划分，“是按照1934 年5月16日党和政府关于在苏联学校内讲授历史的著名决议中的卓越指示来规定的”①。 该通史分为五编：奴隶制国家与法权历史、封建制国家与法权历史、从英国革命到普法战争 及巴黎公社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与法权、巴黎公社、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与法权。 其主要内容是除苏联以外的各历史时期重要国家的起源、社会政治制度和法权基本特点。 显然，这种以社会历史五阶段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模式，并非是外国法制史学科自身发展形 成、学术界公认的体系。至于把“法权”和“国家”放在一起，是因为“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 家是与法权分不开的”，“对一切国家讲来，建立法权规范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活动方法之 一”④。由于外国法制史可以提供学习移植苏联法的背景知识，特别是可为学习苏联的官方 意识形态作论证和宣传，所以在法律院校得到特殊莺视，成为法学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20 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与法权通史和苏维埃国家与法权通史合为一f_1课程——外国国家与法 律制度史。与这种情况形成反差的是，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在这一时期外国法制史的研究 中，仅有外国法制史论文22篇。另据《外国法制史(教学参考书)》所附主要参考书目及目 录索引④统计，这一时期仅出版外国法制史图书7种，包括《论法的精神》、《雅典政制》、《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发表论文20篇。从图书总体数量和质量看，还不如新中国成 立之前。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外国法制史学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