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形式―内容”范式，如何？.docVIP

撇开“形式―内容”范式，如何？ 　　语文教学对作品分析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亦是“二者并重”，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早在1996年，王尚文教授就提出语文教学内容“言语形式”说；①新课标实验稿颁布后“重人文”，属于“重内容”；针对“重人文”出现的“泛语文”现象，王教授又重申“言语形式”说；②去年郑逸农老师又重提王教授的观点：教学内容还应聚焦于语言表达形式；③杨先武老师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不能重此轻彼”；④而滕世群老师又反驳杨的观点，支持“言语形式”说。⑤他们都言之凿凿，理由充足，令人将信亦复将疑，浑沌而又茫然。看来这个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并且难有定论，而语文教学则还会在形式和内容之间犹豫徘徊，无所适从，一直毫无希望地“耗”下去。 　　笔者无意参与这场争论，只想从根本上对“形式―内容”这个理论范式提出些质疑。 　　一 　　仔细想一想，长期以来，我们受“形式―内容”这对概念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我们早已将其作为教学理论的指南和分析言语作品的下意识行为了。比如，我们过去和今天的语文教学理论即“工具性―思想性”、“工具性―人文性”两个范式，实际就是按照“形式―内容”这个理论范式制定的――尽管这些教学理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引起了很多争论，我们对其还是坚信不疑；再比如，我们分析作品，总是先分析“内容”（主题思想），再分析“形式”（写作特点）――尽管这两大块是完全游离的、没有关系的，写作特点好像是从外面贴上去的，这样的教学总会使作品“肤浅化”、“格式化”、“碎片化”，而我们仍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不可改变；又比如，我们的教学长期来总是在“重内容”、“重形式”，或者“二者兼顾”中，摇来荡去，反反复复――尽管这种“摆秋千”或“钟摆”运动表明了这种理论的无力――而我们竟丝毫不怀疑这种理论有缺陷，还总是在这“秋千”和“钟摆”上以为真理在我而乐此不疲，优哉游哉…… 　　总之，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把言语作品分成“形式―内容”两部分是理所当然、绝无问题的吗？它们就没有任何弊端吗？“形式―内容”真的能够“统一”吗？二者中能够单独突出一个吗？对言语作品的读解难道就没有其他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理论范式了吗？ 　　其实，我们不知道，有关形式和内容的这些争论，在西方哲学、美学、文论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两千多年来，早就发生过了。以至于到20世纪，人们实在不满意“形式―内容”这对概念的缺陷，纷纷对其进行修订，比如德国学者帕特等人提出“外形式―内形式”之说，试图说明作品的真正区分之所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什克洛夫斯基把“形式―内容”改为“形式―材料”，从而扩大了“形式”的“地盘”；美国“新批评”派文论家兰色姆则以“肌质―构架”取代“形式―内容”，以肯定形式的“本体论”地位；“新批评”派集大成者韦勒克，则认为以“结构―材料”的说法，才能划清两者的边界线。且看韦勒克和沃伦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中的论述： 　　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最激烈地反对“内容对形式”的传统的二分法。这种分法把一件艺术品分割成两半；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的、纯粹的外在形式。……但是，若把形式作为一个积极的美学因素，而把内容作为一个与美学无关的因素加以区别，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乍看起来，二者的分野似乎是相当清楚的。假若我们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理解它要传达的思想和情感，那么形式就必然包括要表达这些内容的所有的语言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检查二者的差别，就会发现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例如，小说中讲述的事件是内容的部分，而把这些事件安排组织成为“情节”的方式则是形式的部分。离开这种安排组织的方式，这些事件就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艺术效果。⑥ 　　这段话很有道理。“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的、纯粹的外在形式”――就像“物品和容器”一样，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形式―内容”只是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并不符合言语作品的实际。言语作品作为非直观、不可分割而又无比微妙和精致的精神产品，不能用“以纯机械原则为特色”的“形式―内容”来分析。这种“以纯机械原则为特色”的“机体主义观点由于不再对生活与艺术、哲学与文学加以区分而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路，它走到极端就会带来‘一种无法做出辨析的笨重整体性以及相反的原子主义所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危险’。”⑦况且，小说中的事件按“形式―内容”的区分应该是属于“内容”的，但是当事件在小说中组织为“情节”时又属于“形式”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景物描写、社会背景等等的分属也是如此尴尬。科学的分类或区分是不该出现这种情形的。所以韦勒克和沃伦说：“‘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术语被人用得太滥了，形成了极其不同的含义，因此将两者并列起来是有助益的；但是，事实上，即使给予两者以精细的界说，它们仍嫌过于简单地将艺术品一分为二。”⑧如果在这“一分为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