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夏楚二物：中国教育废除体罚的百年努力及论争.docVIP

告别夏楚二物：中国教育废除体罚的百年努力及论争 　　摘 要：“朴作教刑”是中国先民提出的，尔后成为教育上的一种指导思想；汉儒又从实践中总结出“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经验；宋儒再提出“教不严、师之惰”的绝对论调，经过历代的传诵，以至于传统教育离不开体罚，似乎无体罚则无教育，不知误导了多少家长，害苦了多少儿童。这一切到了清末兴学，才有些许改观，此后民国，进而共和国，民主教育的实施使其越发消退。从“倚重”到“怀疑”，从“收威”到“示威”，从“可施”到“不得”，是体罚与中国教育这百年来变化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它的所指也在不断扩大，证明人们观念的不断进步。简而言之，这一路走来步履有点蹒跚，颇为不易。 　　关键词：传统教育；朴作教刑；夏楚二物；体罚；民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55-05 　　资料表明，自清末兴学，中国教育就想与体罚说声再见，只是告别演讲做了多回，演词也在不断修饰，怎奈“有为在歧路”，加之“祖宗之法不可废”，这条路走得特别艰难。 　　一、传统教育体罚之盛 　　记载中国先民活动的典籍《尚书》中关于教育的笔墨并不多，在《舜典》篇却留下了一则影响千年的命题，即“朴作教刑”。汉时郑玄注：“朴，榎楚也。”唐时孔颖达又疏：“朴，榎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榎”或作“夏”、“槚”，均同音假借字。《礼记·学记》中又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告诫。这样，中国教育便与“夏楚”脱离不得了。 　　家庭教育方面，自不待言，汉时司马迁就主张“教笞不可废于家”（《史记·律书》） [1 ]，民间口头世代相传的“不打不成才”、“不打不成器”、“棒头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等训子箴言，《红楼梦》中宝玉挨贾政大板伺候的情节等等，都是这种教育哲学的注脚。 　　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汉时王充曾回忆幼时在书馆中学习：“8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滴，或以书丑得鞭。”（《论衡·自纪》） [2 ]唐时刘知几也自述：“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论衡·自纪》） [3 ]宋时丁谓，祥符年间（1008～1016）做了大官，衣锦还乡时特地去拜访授业先生，告白道：“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 [4 ]这则成功育才的故事，似颇能证明“夏楚”之必要，在当地也成为美谈传诵一时。明清之时，风气似乎更甚。如王阳明对当时的教育深感痛心：“近世之训蒙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打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5 ]清时王筠对此也有怀疑，他认为：“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但当世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的，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呼，其果无罪耶？” [6 ] 　　然而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并没有促使教与学的方式有所改变，江苏无锡一带的学生们私下里会的传唱：“先生教我人之初/我教先生鼻涕拖/先生教我天地人/我教先生肚子疼/先生教我大学/我教先生赖学/先生教我中庸/我教先生屁股打得绯红/先生教我公冶长/我教先生睏在大坟上。” [7 ]浙江绍兴的周作人幼时曾熟唱：“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 [8 ]还有的地方则说：“上孟子/下孟子/打得学生钻凳子。” [9 ]个别学生也会起而“造反”，但也只是乘先生不在高声叫喊：“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干。” [10 ]家长们对学生的挨打，虽然也会心有不舍，但并不怨恨，反而很赞同，有的甚至表态：“先生，您打得好，不打不成才！” [11 ]因为自宋儒提出“教不严，师之惰”的推断后，通过民间的不断传诵，至明清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于是“课少父兄嫌懒惰”，另一方面自然的“功多子弟结冤仇” [12 ]。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呢？很少有塾师意识到通过改进教法来改变，而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会在戒尺上刻上“一块无情木/单打书不熟/诸君若护短/希望莫来读”，另有版本为“一片无情竹/不打你不读/父母要纵容/莫要送来读”，虽然有的是竹板，有的是木板，用词上也有些许不同，但要表达的含义却是一致的：为体罚寻求合理性。 　　蒋梦麟自述幼时恨透了这种生活，曾有一番“壮语豪言”：“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待他至中年时再回首，觉得这种传统的教与学的组织方式“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如果不是东西交汇，被迫门户开放，这么一个安定的社会，恐怕很少会自发地发生变革。这种依靠体罚的教育，“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许多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