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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格权在德国的承认 　　摘要：对1954年发生在德国的读者来信一案进行了回顾，并对当时法学界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该案在德国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私法地位，成为德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关键词：德国；一般人格权；读者来信案；背景；争论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是由于它的内容和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所以最高审判机关和学术界都没有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而只是将其称为一项框架权利。在1954年5月25日的读者来信案的判决中，联邦德国高等法院第一次承认了这一具有争议性的权利。使得这一案例在德国一般人格权发展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读者来信案”的时代背景 　　二战之前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理论硕果累累，可是民法典的立法者未将其纳入法典。司法界在实践中一直采用类推的方式扩展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到了上世纪20年代，地方法院已经出现要求承认一般人格权的趋势， 但是这一趋势在希特勒上台后被彻底改变。二战之后，政治环境的改变在法律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而对一般人格权来说，与之紧密相连的背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学术界提出的新的理论基础 　　二战之后重建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纳粹政权对人性的践踏在德国被重新反思。人格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就成为法学界讨论的核心点。很快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了一直被搁置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推进一般人格权的承认已经变成了一项十分紧急的任务。而此时颁布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本法第1条第1款就宣称：“人的尊严不可触犯，对其的尊重和保护是一切国家权力所应承担的义务”，并在第2条第1款中规定：“只要不损害他人的权力、宪法秩序和道德规范，任何人都有权力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格。”这两个条款的制定明显受到当时在德国复兴的自然法的影响。 　　《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这两个条款的颁布，使得很多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现实基础，在这些学者之中Heinrich Hubmann尤其值得一提。195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人格权》，书中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认可，而且被司法界所采纳，在读者来信案的判决理由中，多处都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引用。Hubmann的观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新的基本法可以作为一般人格权发展的法律来源。第二，这个权力应归入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其他权利”中。第823条规定：故意或过失而不法的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它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有同样的义务。 　　而Hubmann思想中最特别之处其实并未表现在这两点上，而是表现在对于一般人格权内容不确定性的态度上。对于一般人格权内容及不确定性和由此产生的对法律安全的威胁的担忧一直以来都是德国法学界的传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ubmann并未像其他学者一样试图对它的构成要件去作一个限定，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了内容不确定的优点。他认为一般人格权实际上具有概括性条款的特性，将其内容全部列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优势也就在于此。这样弹性的特质给未来将要发展出来的新类型的人格权提供了空间，不至于使当下还未发现的人格权益将来置于无保护的境地之下[1]。 　　（二）法官解释空间的扩展 　　在一般人格权的承认中，除了学术界，司法界同样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时期，要求有稳定的法秩序，有预测和计划的可能性，要求维持现状。而概念法学正好适应这一历史时期的要求。概念法学中，认为法典为唯一法源，法典无漏洞，法官适用法律仅为形式逻辑操作，否认司法造法，摒弃法官为价值判断。这种条件下，法官无自由裁量的空间，其对法律的适用也属单纯逻辑操作，无任何空间。《民法典》颁布实施的20世纪初，在德国是法律实证主义最为盛行的时期，法官们遵循这一传统，即使在纳粹时期也忠实地执行当时所颁布的“恶法”，客观上成了希特勒的帮凶。战后的德国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法官群体对自己在纳粹时代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破概念法学的禁锢及弹性解释法律的要求逐渐强烈，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是由概念法学发展到自由法运动的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逐渐盛行。这个理论强调应赋予法律的使用者裁决自治权。法官对成文法应该是经过思考后的遵循，从而能达到将来的遵循和法官自由之间的一种和谐，一些必须的对法律条文的偏离也应视作是合法的，如此对法律的稳定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承认法官有发现活法之权，以使裁判适应社会生活需要，使法律进化也不必经由立法程序进行。1951年的联邦高等法院在一个判决中表明：为了作出公正的判决，法官有义务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推动法律的发展。这样的态度与之前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