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docVIP

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 　　[摘 要]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关键词]明中后期；政局；边际效用；六科给事中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也称边际效益递减法则、边际贡献递减。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与固定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在发生变化。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固定要素来说，可变要素投入过少，因此，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其边际产量递增，当可变要素与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时，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由于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可变要素就相对过多，于是边际产量就必然递减。 　　六科给事中是明代特殊发展的一种监察制度，给事中成为由皇帝特简，直接听从于皇帝的一套独立的监察班子。明初皇帝对政局驾驭能力较强，政局平稳，内阁、吏部运转正常，为六科给事中发挥监察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政治环境，固定要素皇权、内阁、吏部与可变要素六科给事中的配合比例恰当，协作良好，明朝政局的边际效用发挥到最佳状态。明中后期，皇帝、内阁、吏部、六科等力量都处在不断博弈过程之中，随着作为固定要素的皇帝驾驭政局能力的降低，固定要素内阁与吏部的冲突扩大，六科给事中这个可变量因素，作为明代统治集团中最富有正直气节，勇于匡正弊端的群体衰变，政局的平衡性逐渐被打破，使得明末党争特别激烈，导致政出多门，明中后期政局运转失灵，边际效用逐渐降低。 　　一、六科给事中制度 　　“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1]（P1805）从官职等级可以看出明代六科给事中级别比较低，但六科脱离门下省相权和都察院的管辖，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部门，六科之间互相不存在领导关系，除了与通政司发生联系外，与其他部门并无公文往来，日朝时六科侍班立于御道旁边，庆成赐宴时候，科道官座位靠前，成为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科臣的选拔注重优中选优，明代科举重进士出身，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明史》中提到的进士出身的六科给事中占给事中总数的95%，足以体现对六科给事中人员队伍建设的重视。六科的职能有封驳权、弹劾权、司法监督权、言谏权、参与廷推权和京察考察权等。明太祖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六部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六科对六部对口科参，行使监督。廷推是明代推选内阁大学士及吏部尚书等高级官员的会议，本来只能有高级官员参与，但“掌科官皆得预”，对于廷推人选，给事中又可以事后上奏折提出自己的意见，位卑权尊，以小制大，通过这样的顶层监察制度设计，六科给事中在明代三百年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明中后期政局中六科给事中的变化 　　（一）选拔的变化 　　明前期给事中选拔标准比较高，首要政治立场坚定，“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方可任之”，其次要求学问渊博，还要具备基层工作经验，按规定，选拔成为科臣者，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两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工作能力突出。嘉靖以后，六科的选拔标准倾向于看重仪表，而轻视了能力知识，到万历时期“至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伟”，“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3]（P291）。而嘉靖年间身为都给事中的夏言提出“重风裁而轻德量”的言官选任标准，明确指出了六科官员选拔任用的变化。 　　（二）升迁的变化 　　给事中升转一般有内升和外转两种途径，内升分两种，一种是在六科本部门内的升迁，九年考满后，给事中可以升为左、右给事中，都给事中；另外一种则是调派其他京职，外转时都给事中多派为布政司参政，从七品直接跃升为三品，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的外转多为府通判。明中后期以后，给事中升迁速度加快，嘉靖时期任吏科都给事中的夏言，嘉靖十年三月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同年八月，升为礼部左侍郎，一月之后升任礼部尚书。“去谏官未?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1]（P5193）六科人员多不愿意放到地方任职，万历年间，六科人员外派，甚至有“不赴任，仅身至境上，移文索公据，归而待迁”[3]（P293）的情况，崇祯年间也有类似情况，“诸谏官以藩幕谪者，抵任即归，以待内迁”[4]（P40）。 　　（三）行政效能的变化 　　六科给事中作为皇帝的陪侍近臣，相对于都察院倾斜于地方官吏法纪监察，六科则侧重于监察中央政府行政，主要行使公文核查的功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