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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学指南》看宋代博学宏词科的考试 　　摘要：宋哲宗绍圣元年立的“宏词科”，实际是对罢诗赋、制科流弊的补救。也因其高层次而成了宋代的一个重要科目。中词科后，一般都能委以重任，对士子有较大的吸引力。王应麟发誓考中词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某种意义上，王氏编撰的《词学指南》，一方面是一种忆念，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词科的基本史料，能见出词科考试的具体情形，以及如何应试、写作指南等。 　　关键词：词科；取士情形；写作指南 　　中图分类号：K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115-04 　　宋代的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它特定的背景：随着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制科，以及后来禁“元?学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士子不能为文、空疏的弊端，为弥补，哲宗绍圣元年（1094）另立“宏词科”，以培养词章之士。据《词学指南?序》与《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徽宗大观四年（1110）五月，以立法未详，“不足以致实学有文之士”，改为辞学兼茂科，其中，“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且三岁一试。高宗绍兴三年（1133），改为“博学宏词科”，“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但三岁一试如旧。科名的更换，实际上也标示着词科内涵的变更，词科最终要求“学博”，详达“制度典故”，也即王应麟所概括的“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而王应麟的《词学指南》，作为现存保留博学宏词科史料最多和最翔实的著述，无疑能更好地剖析这一词科的特色和时代意义。 　　一、词科的取士情形及其地位 　　先看博学宏词一科在宋代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洪迈《容斋随笔》卷十《词学科目》叙述绍兴乙卯（1131）至绍熙癸丑（1193），六十余年，此科取士及任用情况： 　　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1193），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1190）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思道）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岩肖）兵部侍郎，汤朝?（邦彦）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洪适）至宰相，文安公（洪遵）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周必大）至宰相，周茂振（麟之）执政，沈德和（介）、莫子齐（济）、倪正父（思）、莫仲谦（叔光）、赵大本（彦中）、傅景仁（伯寿）至侍从，叶伯益（谦亨）、季元衡（南寿）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显然，中了博学宏词后，多致身宰衡，也即《宋史?选举志二》所说的“（此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致卿相、翰院者”。即以王应麟本人计，中词科前一年，宝?三年（1255），仅为从事郎（从八品）、扬州州学教授；考中后即授添差浙江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差是年科举殿试覆考检点查试卷官，极为荣耀。时人自然会极其看重、青睐。《四库全书?玉海附词学指南提要》即说：“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是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 　　那么，博学宏词科是不是容易考上呢？《词学指南》卷四录有《辞学题名》，即历次录取名单，时间从乙亥（1095）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己未（1259），王应麟的弟弟王应凤被录取，共一百零七人，这比《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四至二五多四人。[1]（P47～49）一百六十六年间录取这么些人，每年平均仅零点六四，比起当日的进士及第，显然是难得太多了。这也决定了其高的淘汰率。进一步，比较每年的录取，王应麟实际上是区分为三个时段：第一阶段：即从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乙丑（大观三年，1109）。这正是大观法令改革的前一年。能看出，这一时期每年均举行，每次至少录取一人，甚至在乙亥（1095），一下子竟录用了五人。第二阶段：从辛卯（1111），大观改革的次年，到戊申（建炎二年，1128）。仍是每年一次，每次至少录取一人，一般为三人。第三阶段：乙卯（绍兴五年，1135）绍兴三年改治的第三年，到戊辰（嘉定元年，1208）虽然受战争影响，有所延迟，但已改为每三年一次，每次仅录取一到两人，人数明显降低。但从嘉定元年以后，一直到丙辰（宝?四年，1256），近五十年，才有王应麟一人。这显然极不正常，某种情形上也可说中断了。这当然事出有因： 　　戊辰（1208年）以后，时相不喜此科，主司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纵有记忆不遗，文采可观，辄复推求小疵，以故久无中选者。[2]（P451） 　　这里的“时相”指史弥远。其“不喜此科”，实际上掺杂有更多的个人恩怨，或者说党争纠葛。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