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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先驱 　　摘要：从陈季同与一般文士在不同出身、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地域等情况之下，从他很早受到欧西文学新思潮的影响，又运用了“言文合一”的语言和控诉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等三个方面，我们发现《黄衫客传奇》已具备了新文学的素质，以它的超前性，成为新文学的先驱。 　　关键词：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新文学先驱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55-05 　　2009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位大会发言的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发言的题目是《“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他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史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很少有人赞成。”他提及较多学者都认为应从戊戌变法写起，也就是颇为流行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观点。但经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1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加以论证：第一，黄遵宪在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提出书面语与口头语应相一致的“言文合一”的倡导，这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足足早了30年；第二，1890年，驻法的一位使节曾用法文书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他认为这是“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第三，他认为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在上海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严家炎从理论倡导、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且他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间接的证明是他在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版）时，就将“探源”的论点编进了他主编的教材，成为该教材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及其标志》和第二节《陈季同（1852-1907）的〈黄衫客传奇〉》。这与他在某个会议上的发言的分量就有所不同了，也证实他对这个论点是经过反复推敲和深思熟虑的：写进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有其郑重其事的正规性与严肃性的。当苏州大学请严先生赴校讲学时，他的讲题就是《论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临别我送他上车时，他知道我还未能买到这部小说，就请他夫人卢小蓉女士重新打开行李，将他带来的这部小说的中法文对照本赠送给我。本文就是我对严先生的“探源”一文以及读了《黄衫客传奇》这部小说后的一点粗浅的观感。 　　一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有关“言文合一”的见解，我是知道而未加以重视的。我过去认为这样的见解当然有它的“先行性”，但梁启超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而且以实绩而言，梁启超比黄遵宪更为显著。梁氏虽然没有做到“言文合一”。但他的“新文体”确是“文”和“言”合一的一个过渡性产物。但这次严先生在文章中论证：“五四”来自三代人的努力，这是一种“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黄遵宪一梁启超一胡适、陈独秀。我觉得这样提出的视界就更阔大而高远。 　　我读了《黄衫客传奇》以后极感兴趣，因此又找来了对陈季同其人其文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孟华和李华川的所论所译所编的著作。其中有李华川著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和他们二位主编的“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五种，即《中国人的自画像》（段映红译）、《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凌敏译）、《中国人的快乐》（韩一宇译）、《巴黎印象记》（段映红译）和《吾国》（李华川译）。在这五本书的共同的“序一”中孟华教授写道：“第一次读到陈季同的名字是在李广利的论文中，广利是我1991年招收的硕士生，他以‘曾朴和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会涉及曾朴的‘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于是孟华每次到法国参加学术活动时，总是设法要搜集有关陈季同的资料，她终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找到了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西文写作Teheng-Ki-Tong），当然也就一下子得到了排在他名下的7部法文著作及5篇报告、序文的题目与各种出版信息。足见这位小人物在当时法国的名气”。她将这些宝贵的资料无私地给了她的第一位博士生李华川，而在2001年当李华川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得到好评，于2004年正式出版后，孟华教授才说“这个课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正果”。读了这篇“序一”后，我不仅为他们师生二人的挖掘、开拓精神所感动，而且知道严先生所看重的《黄衫客传奇》是隔了一个世纪，于2010年由李华川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正式与国人见面的。它的法文版出版于1890年.相隔整整120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发现又经中国著名教授严家炎的“鉴定”，并为这本小说出版写了中译本序《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这才在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