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与“以教保学”.docVIP

“返本开新”与“以教保学” 　　[摘 要]越南儒学因曾为王官之学而积淀深厚，马来西亚儒学因华族有一定话语权而生生不息，印尼儒学因孔教化而呈现异彩，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都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1980年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上述诸国儒学与孔教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考察诸国儒家文化流播的历史，重心在总结镜鉴意义；二是研究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华人社会中的作用，重心在返本开新和当代价值；三是探讨儒学在这些国家薪火相传的特殊策略，重心在揭示当地华族作为少数族裔“以教（孔教）保学（儒学）”、强化族群意识、维系文化认同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返本开新；以教保学；族群意识；文化认同 　　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源远流长。接壤中国的越南，因与中国山水相连，深受儒家文化之熏染。马来西亚，自马六甲王朝与中国大明王朝建立密切联系之后，就开始逐渐受到儒家文化之影响，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又使这种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程度不断加深。印度尼西亚，其儒学因孔教化而呈现异彩。在东南亚国家中，上述国家的儒家文化都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1）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对1980年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上述诸国儒学与孔教的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分类梳理，并提要钩玄，以为后继者之镜鉴。 　　一、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研究 　　（一）马来西亚儒学流播史通览 　　梳理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史的论文论著并不多见，主要是大马学者之作。王琛发先生《来者可追：省思儒家文化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历史际遇》首先细致梳理了20世纪初期以前的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史，最后总结道：“深藏在华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中的儒学……不能不是形成与巩固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因素……谈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不能否认历史上当地的华人族群意识受儒家的渗透，但是这种渗透毕竟是不完全而散漫的、非系统性也非制度性的。”[1] 　　郑文泉《儒家仁爱思想在二十世纪大马的历史作用》认为：“本世纪儒家仁爱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作用，有三大特色与形式可言：（一）主要为孟子式之仁爱思想；（二）此仁爱或对他人之关爱思想，表现为对华人在‘华侨’与‘华人’时期所面临的‘民族危亡’之危机，而有‘保种’或民族主义之趋向与心思；（三）此‘挽救民族危亡’之形式，先后在‘华侨’与‘华人’时期表现为‘保国救亡’与‘保教救亡’的全民族、全社会之运动。”[2]文章论据充分，可自成一说。 　　陈徽治《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以二战为分水岭，梳理了战前的儒学研究和战后的儒学研究，最后指出，“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其所能获得的成就还是相当微小的……但对于儒学的研究，我们却不曾间断过”，“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其前景是相当光明的”。[3]另外，徐福山的博士论文《儒家文化于马来西亚传承与转化之研究》也是系统研究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的重要文献。[4] 　　（二）马来西亚儒学人物专论 　　学界对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中的重要人物，有很好的个案分析。郑文泉《马六甲儒家的马来（西）亚化：从陈祯禄的国族主义到沈慕羽的社群主义》以陈祯禄和沈慕羽为重点论析了马六甲儒家的嬗变，文章指出：“二十世纪既是马六甲不断被七州府化、马来亚化和马来西亚化的过程，也是马六甲人物把儒家七州府化、马来亚化和马来西亚化的时期……马六甲人物对儒家的马来西亚化作用不但深远，且还有跨族群的‘国族主义’与单一族群的‘社群主义’二种形式之不同。”[5]另，郑先生《天下乎？华社乎？沈慕羽与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儒家的定型》以二十世纪后半叶大马儒家文化流播史的视野论析沈慕羽之角色，也是言之成理。[6] 　　台湾学者朱?源《儒之行者：沈慕羽与二十世纪的马来西亚》也是专论沈慕羽，该文指出：“沈慕羽追求的，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阐扬于马国，使儒的精神阐扬光大……沈慕羽以深入浅出的言论、身体力行的身教，使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以伦理为主轴的平民主义精神重振与普被于他乡。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贡献之深之广，实难衡量。”[7]文章材料非常翔实，值得充分重视。 　　（三）马来西亚儒学运动专论 　　学界对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中的重要运动、重要事件，也有很好的专题研究。大马学者黄文斌《儒学运动：马来西亚的个案研究（1982-2006）》对大马1982年至2006年间三个较大型的儒学运动进行专题论析，最后作者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精当总结：“马来西亚的华社若要走出民族所面对的诸种‘困境’，必须从‘民族意识’与‘文化自强’的角度来打造社会的文化资本。除了‘道德伦理’的基本层面，‘儒学运动’要在进入‘民族意识’觉醒的层面。‘民族意识’是要让华族自觉‘华人’所以成为‘华人’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的‘民族精神’之所在……‘儒学运动’之‘文化自强’意义正在此。”[8]黄先生《马来西亚国家建构：儒家人文教育的视角》则探讨了大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