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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清政府1895年初在与日本的甲午之战中落败，被迫求和。双方谈判地点定在日本马关（现称“下关”）。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小镇由此闻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3月14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二品顶戴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随从医生、武弁、厨师、茶房、轿班、理发匠等共计135人的庞大使团，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港起航，19日上午8点到达马关港。日方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等人到港口迎接，并照会清政府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日方议和全权代表。双方约定，次日下午3点在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议。当天，使团按预定方案暂住在船上。 　　马关港口除了有接待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挤满了看热闹的日本人。其中夹杂着不少玄洋社、神刀馆等当时日本黑社会的暴徒们。这些人挥舞着太阳旗和日本军旗，狂呼“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等口号。此情此景，让李鸿章原本欠佳的心情越发沉重。 　　李鸿章：“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李鸿章等乘坐汽艇“小野田”号抵达阿弥陀寺街镇守神社前的临时栈桥，上岸后坐轿进入谈判地点春帆楼。随员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9人。罗丰禄携带用丝织品包裹的卷轴国书。据日方当日报纸报道：李鸿章脸色壮实，穿黑色上衣、褐色缎裤子，脚着薄底快靴，戴金边白玉眼镜，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高于他人。出船舱与登石阶时，由两名侍者搀扶。出船移步至栈桥时，见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流露出担心人多势众的表情，但又立即端正严肃地进入轿内。相比之下，李经方则面色明显衰老，因其曾在日本任职两年，故登陆后表现比其父亲要镇静许多。他面露笑容，频繁向围观人群挥手致意。 　　3时，中日双方第一次议和会议在春帆楼开始。中方出席人员为：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日文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日方出席人员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内阁书记馆长伊东已代治，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原陈政。 　　会场陈设简单，一张长方形大桌，上罩淡黄色桌布，桌子周围摆着十多把靠背椅。考虑到李鸿章已年逾七旬，日方在李的座位旁摆了一个精美的陶瓷痰盂。 　　谈判之前，伊藤博文宣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无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警卫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各旅馆的旅客出入，均必须接受官厅检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国议和专使的密码电报均可拍发，公私函犊概不检查。由于清政府的密码之前已经被日本人破译，李鸿章与清廷在之后的往来电文，日方一览无余。这也直接导致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处处被动。而这一点，清政府直到谈判结束也没有意识到。 　　双方首先寒暄了一些诸如旅途辛苦、接待是否满意等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互相审阅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将随身所带的黄绸包袱解开，从绘有黄龙的筒中取出全权证书正文本，连同英译本亲手交给伊藤博文。伊藤也将天皇的委任证书正文及英译本交给李鸿章。双方在翻译的帮助下互相审阅。随后，李鸿章拿出了一份用汉、英两种文字写成的要求停战的备忘录，由罗丰禄宣读，提出：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接着，双方又闲扯了一会。两方列席的工作人员商洽了迎送礼仪等，并商定：清政府使团21日移驻岸上日方准备的下榻地――引接寺，21日下午开始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15分，第一次会谈结束，时长75分钟。 　　当晚，李鸿章回船后，向国内电告了首次会谈情况，表示日方在停战问题上“意似游移”。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博文：“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3月21日上午10时，中方使团登岸，住到引接寺内。 　　下午2时30分，第二次谈判举行。双方围绕停战问题展开辩论。 　　日方首先提出了停战条件，由伊藤博文亲自宣读：1.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三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2.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交由日军支配;3.停战期限内中国负担日本军事费用。 　　李鸿章听后大惊失色，连呼“太苛刻了，太苛刻了”。大沽、天津等乃京畿要地，如让日本人占领，那北京将岌岌可危。他勉强稳住情绪，问：“大沽、天津我国驻有很多军队，日军占领此地，我们的军队送到哪儿去？” 　　伊藤答：“那还用说，当然送往贵国认为合适的地方。” 　　李鸿章又问：“天津除有驻军外，还有众多官署。如果你们占领了，各官署能否照原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