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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视野下中国地方治理特殊性探析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治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我国的地方治理在先天条件上并不如西方完备，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治理色彩，并且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主多辅”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差序格局。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我国的地方治理应开始由本土化向现代化过渡，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展望未来，我国的地方治理应由中国特殊变为中国特色，进而走向更加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地方治理之路。 　　关键词： 地方治理；特殊性；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26-06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首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并上升为改革目标，彰显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认识。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我国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面临的各种问题愈加错综复杂，问题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错杂交织并已渐呈固化态势，这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就实际内容而言，治理体系侧重静态的制度机制架构，治理能力则是对动态的治理过程的强调，二者的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地方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是重要一环。我国的地方治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分析这种特殊性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之一。 　　一、地方治理的源起与基本含义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涨危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政府职能运转，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凯恩斯主义以及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的政府管理模式也陷入失效的困境。面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市场化改革，强调分权化、私有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也开始了由“管制”到“治理”的过渡。20世纪80年代，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广泛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治理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迅速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治理在本质上具有地方性，地方治理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的产生、发展既与治理的兴起过程密不可分，也具有自己的发展演进脉络。 　　（一）源起 　　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治理实践可追溯到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所开展的对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此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扩展，地方治理改革思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并影响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我国现代地方治理实践可大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启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主义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兴起要求打破政府一元管理模式，转而寻求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模式。在理论研究上，20世纪90年代，地方治理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和解释性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后很快被引入到我国，但当时学术界仅局限于理论的引进与介绍，并未对地方治理进行深入研究。直到2004年，在孙柏瑛教授所著的《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l世纪的挑战》一书中地方治理理论才得到了系统介绍和阐释，此后伴随着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发展，地方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地方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了契机，也必将带来新一轮地方治理研究和实践的热潮。 　　（二）基本含义 　　就地方治理的概念而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界定：英国著名学者威廉?L?米勒、马尔科姆?迪克森和格雷?斯托克认为，地方治理是“关于地方服务的委托、组织和控制，这些地方服务包括地方区域内卫生、教育、治安、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等。”[1]65-66Bovaird和Loffler认为“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结构以及过程。它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行使权力的方式，此方式除了超越一般利害关系人所做出决策的力量之外，也会影响个人或组织在地方层次上的福利。”[2]165我国学者孙柏瑛教授认为“地方治理是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3]33孙教授从地方治理空间、主体、目标等方面对地方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界定，在国内对地方治理进行的众多定义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学者们尽管在地方治理具体含义上见仁见智，但对于地方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开放性、目标公共性、工具多样性等特征却具有基本的共识。 　　二、我国现阶段地方治理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