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史学者的淑世致用情怀--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pdfVIP

论教育史学者的淑世致用情怀① ——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 于洪波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外知识分子在知识论方面的比较，以及对教育“良史”和教育“信 史”的界定等，从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论述了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 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照现实问题的层面，对后者应然的现实价值取向等问题 予以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教育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经世致用 作者简介：于洪波 1962一 ，男，汉族，山东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晚近十余年，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焦点论题。尽管学 术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特征及其作用等论题尚众说纷纭，但是论者似乎大都公认： 大凡公共知识分子，都会对当下公共的社会问题予以由衷的关注，并且通过权威性的判断和 呼吁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感召力．相形之下，那些在象牙塔里专事学院式教学和研究的教育史 学者，其社会影响力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似乎可以推断，以既往的史实为研究对象 的教育史学者，与对当下现实问题予以探究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学术团体， 二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对特定受众的影响似乎也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当公共知识分子被 社会大众赋予能够“点石成金”的使者光环，而教育史学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趋于 边缘化的境况下，前者的荣耀和后者的式微态势就愈加显而易见。本文拟从公共知识分子对 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以及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 照现实问题的层面，对后者应然的现实价值取向等问题予以初步的探讨。 一、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论比较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泊来品”。要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探究我国教育 史学经世致用的问题，如果离开我国知识分子历史发展的地缘文化特征，就无从谈起。反之， 如果离开西方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特征，所谓的地方性就会失去参照的框架。 我国传统的“士”阶层，是知识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关于“士”的起源，我国 学者大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局之后逐渐演变为“文 士”．如果以儒家的鼻祖孔予推算，我国“士”的传统及其知识传承至少延续了2500年。孔 子早先提出的“士志于道”的学问人生品质，不仅规定了“士”阶层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历 代“士人”知识诉求的楷模。孟子也曾对“士”予以阐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o疑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西方道德教育恩怨史比较研究” BAA090010 的研 究成果之一． 33 隋末唐初创建的科举制度，将做官与做学问捆绑了在一起；此后的知识阶层具备了“学而优 则仕”的外在功利色彩。但是“由士而仕”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淑世豪情为理想的境界。“士人”的“明道”与“救世”是统一的， 并无先后顺序之分。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和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即为此意。 反观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其知识阶层的价值取舍与我国“士人”有诸多不同的 is virtue 的命题。在 旨趣。古希腊三哲之首苏格拉底，曾提出过“知识即美德” knowledge 苏氏，“知识”本身即意味着真善美的标准。亦即，一个人只有知道 “知识” 何为“对”何 为“错”时，他才能够去做“对”的事情，其结果就是“美德”。没有人会知“恶”而故意去 isevil 。亦即，尚若一个人不知 做“恶”。“知识即美德”的反命题是“无知即恶” ignorance 道 “无知” 所做之事属“恶一，那么他就会继续做“恶”，其结果必定是恶性循环。苏氏试 图获得的是关于真善美的“真知” true knowledge ，而非市井的“俗见” publicopinion ． 尽管苏氏最终被判“蛊惑雅典青年罪”饮毒酒而亡，但是他秉性诉求的只是“为知识而知识” “明道” 而已，并无“救世”的致用目的。挨至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更将“形下之器” 与“形上之道”划分得泾渭分明。在他们看来，世界由流动不居的“现象”界和亘古不变的 “本体”界组成。前者经由感官获得“影象” image ，而后者则是只能经由理性才能获得的 “真知” form ；哲学家的全部天职即在于超越纷扰模糊的“影象”，达致永不坏缺的“真知”． 以“精神贵族”自居的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属于理论理性的“真知”，而非属于现实实践 的“影象”。这种“二分思维虽非谣方所独有，但确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 与实践的二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① 由此可见，在“轴心时代”里，中西方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明道”的不懈追求是一致 的，二者的分殊在于是否“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