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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社会化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由生产者向社会大众传播，并为社会大众所选择与接 受，从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 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血肉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 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 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被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 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这种情况说明，史学社会化作为一个紧迫的理 论和现实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史学家经常会被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史学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是史学 有什么用?第三个问题是史学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三个问题，实质上都足关 于史学价值观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史学家通常会异口同声地予以肯定的回 答，因为只有肯定史学的价值，才能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第二和第 三个问题的回答，史学家们就湿得众口异辞了。有人强调史学的学术价值，认为 史学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以及史学自身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完善就是其价值和 意义所在。有人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认为应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求 真是其前提和基础，致用才是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种争论长期存在，凸显 了史学家们在史学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史学的致用实质上就是史学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和史 家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化。中国古代史学被称为“鉴戒史学”，素有经世致用 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求真与致用本来就是统一的。孔子修‘春秋》，固然强 调“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书法不隐”的求真原则，但其主要目的却在于通过 呈现和评价历史，为现实社会树立秩序与规范的参照，“使乱臣贼子惧”。对孔子 来说，求真是基础，致用是目的，真与用是统一的。司马迁作‘史记 ，“厥协六 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①，“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被称为“实录”国，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求真原则。同时，司马 迁宣称，他的“实录”主要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使后人通过认识历史而 认识现实、规划未来。这实际上是对孔子《春秋》之旨的继承与升华。而班固的 史学思想具有明确的阜朝意识和正统意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司马迁多有批 评，其“以史立法”@的意图显而易见。孔子、司马迁和班固对后世史家的垂范 作用非常大，后世史家常以经世致用为自己的史学追求，如杜佑纂《通典》以“施 有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求“资治”，皆为此类。不过，此时史学社会化 的对象与范围，大多不出于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还表现出比较大的局限性。唐 宋以后，教育的发展，俗文学的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改进，使文化的普及与大 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与需求，史学社会化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终于迎来了大发 展的时期。延及明清，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已很清楚，史学社会化的对象与 范围较之以前大大扩展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史学社会化 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往往出现在社会急 剧变革之际，这恰恰说明，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在历史巨变之时才能得到充分 的凸显，而史学社会化则是史学实现价值和意义的必由之路。 有些史家担心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可能会妨碍求真，甚至以用害真。这种担 心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就是一个以用害真的典型。但是，致用并 不必然会带来曲笔，大可不必因噎废食，就此否定史学社会化的意义。事实上，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的社会化。历史是史学的根基，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史家对 历史问题的思考，而史家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与发掘根源于现实社会的刺激。正因 为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史家所思考的问题与方向也就不同，史学发展的 面貌自然呈现出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社会塑造了史学发展的不同面貌， 史学的发展也自然响应了时代的主题。这个过程，是史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社会化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真正将史学与社会结 合起来，史学才会有活泼的生命力。 近代以降，古代史学受到严厉批判，其价值取向也被否定，取而代之的足 科学史学的兴起，科学化成为史学新的价值取向。科学化的史学需要职业历史 学家，而学科化体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制度性支撑。于是，史 学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史学的专业性品格被强化，而其大众性品格则 被忽视了。历史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职、Jk和爱好，历史知识在很小的社会范 围内传播，一般公众与历史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们需要了解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