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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两种分析框架 　　[摘要]青年马克思在两种分析框架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人学思想。第一个是法哲学框架。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问题域中揭示出现代人的二重性存在；批判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社会革命寻求人的解放。第二个是劳动辩证法框架。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劳动，异化劳动表征现代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实现人的本质、劳动的解放依赖于私有制革命。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法哲学；劳动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 　　西方学者韦尔默指出，马克思探寻人学思想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着重讨论的范畴是劳动、私有财产、（工人在他的产品和他的活动中的）外化，以及那些已经在人的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恢复”[1]（P250）。第二种形式的文本依据是《论犹太人问题》，它的焦点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也就是他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分裂成自利的资产者和抽象的公民的批判”[1]（P251）。韦尔默实际上揭示了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两种理论框架。第一种是法哲学框架，立足于政治批判，揭示现代人的自我分裂，以政治哲学典型话语探求人的解放之可能性。第二种是劳动辩证法框架，借助人本主义的劳动模式，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生存，将“劳动解放”视为超越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 　　一、法哲学框架 　　从1843年夏到1844年2月，马克思探讨问题的主要框架是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框架，理论任务是政治批判。相关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处理的思想资源是异常丰富的，既有自由主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有古典共和主义、黑格尔的保守主义，此外还涉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通过处理这些思想资源，马克思展现出其独特的人学思想。 　　（一）人的自我分裂的法哲学表达 　　在市民社会兴起之前，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主流是古典共和主义。它将本真的人领会为“公民”（Citoyen）。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公民”的含义。第一，公民的活动场域是政治领域即城邦。政治领域与前政治的家庭领域相区别，公共性是其基本特征，它以公共利益和共同体自由为基本目标。“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2]（P39）政治生活具有内在的目的和价值，它能让人过一种“普遍性”生活，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第二，公民的根本品质是美德。共和主义者将勇气、审慎、正义、理性等都划为美德的重要成分。判断美德的标准是“公共利益”和“共同体自由”，它们与私人利益和个体自由相区分。随着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对古典共和主义发起了攻击，其将现代人领会为“市民”（Bourgeois）。第一，市民的活动场域是私人交往领域即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具有不同需求的个人相互之间形成的需要体系。市民在市民社会中寻求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其他需要主体也有益处。将市民社会视为现代人的真正活动场域，也就意味着消解了政治国家领域的“优先性”。第二，市民具有个人财产权和私人自由等“自然权利”。自由主义强调市民对于政治公民的优先地位，市民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对“市民”权利的辩护上。现代市民最重要的两个权利是财产权和私人自由。现代资产阶级通过自然主义的神话，将它们建构为抽象人的“自然权利”。城邦人具有的是公民美德，现代市民拥有的是“商业道德”，追求私人利益、退守消极自由是其基本表征。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反映出现代人的自我分裂的现状。卢梭曾揭示出人的这种二元属性。“我们时代的人的问题在于，现代的市民既不是古代城邦意义上的一个公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在人格上是两种东西，他一方面属于自己本身，另一方面属于‘社会秩序’。”[3]（P320）马克思同样也意识到人的二元身份及其内在冲突。“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P172173）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分裂。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与矛盾，这是法哲学处理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基本思路。马克思通过两者分裂，表达出现代人的二重性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表征的是现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