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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与创新：来自数字时代的深思 　　在我看来，时常光顾日益开放的中国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不仅是全球性强国，更是数字化革命方面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中国让移动业务发展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今天，我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为大家介绍一些一般性原则，以及一些未来需要注意的相关话题。 　　数字技术改变生活 　　我选择互联网作为我的职业，而且今天我能在职业生涯中取得如此的成功，其实完全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互联网诞生于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正在麻省理工求学。互联网就诞生于我求学的地方。所以很自然的，我成为了一名互联网使用者。 　　试想一下：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当然，那时一共只有几百个用户，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某种程度来说，许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都是互联网的创始人。也就是这群人，之后引进了TCP/IP，使之成为互联网的核心原则。但我今天仍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互联网将会变得如此重要。 　　事实上，在80年代末，我曾在伦敦与十余人进行探讨，互联网将何去何从。我向在场所有人提问：2000年时，互联网用户量将达到多少。他们回答我，3000万，4000万，900万等等。有一位与会者比较激进，他说，8000万！你们能想象吗？那时是1989年！我在那个会议上说到：“我认为，将达到10亿。”人们听完后大笑。他们笑着说道：“Nicholas你又来了，你总是这么激进，你根本没有思考。”当时，我告诉他们，等着瞧吧。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争论，2000年时或者直到2000年底，是否有10亿的互联网用户。但是今天，毫无疑问，中国拥有近10亿用户。在不远的将来，世界更将拥有70亿以上的用户，所有人都将能够使用互联网。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我接下来将讨论如何利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从哲学的角度，人道主义的角度，以及简单的功利主义角度，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例如，扩展能力范围，为世界研发新应用，互联网移动媒体等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谈论让生活更美好这一话题时，我想区分开任务以及市场的概念。 　　十年前，我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很多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并不能关注到所有事，所以制定了全套的法律制度，以确保人们拥有各种方法来完成任务。 　　比如你的任务是确保能为所有人提供纯净水，那么在这个任务中你需要关注的是，有多少人还没有享受到纯净水。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可以研发净化水的新方法，遵循市场规则打造一个好的销售环境，并将水销售出去。我之所以在这里区分市场与任务的概念，并不是为了比较二者的好坏，甄别哪一个更重要。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每天早晨我醒来时都问自己：我所承担的使命是否能由市场来完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停止我的工作。因为如果一项任务能通过市场来完成就让市场来做，市场通常还会完成得更好。我在人生中的职责是，做市场力量所不能做的工作。当然，我所做工作的也必将比不上市场的力量，但是至少我们所做的有所区别和不同。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个教育案例。1982年，Media Lab建立的三年前，我正在非洲工作。史蒂夫?乔布斯，我亲爱的朋友，当时给了我300个苹果2S。我把它们带到了塞内加尔，给了那些从未见过现代科技的孩子们。那里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一点电力，可是并未真正地体验过现代社会的生活。在1982年，这些既不能说法语也不能说英语的孩子们，只是把2S当做钢琴来使用。孩子们不需要特别的指导，就能如鱼得水地使用这款产品，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我在1982年学到的重要的一课。 　　也就是那时，在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意识到互联网将成为一种人权。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将是一种公民责任。 　　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存在，是为了让群体的生活质量比单打独斗的人过得更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的话，那么比如公路、下水道系统等公用设施都将不存在。而我们开始所提到的教育，大多数社会都将它列为公民责任。除此之外，公民责任还包括，基础医疗，清洁用水。如果教育是公民责任的内涵之一，那么我认为互联网的权利也应当纳入其中。因为对我而言，教育和互联网是一样的。 　　反思效用 　　现在我要提出一种并不受欢迎，被我称为“耗尽大脑”的方式。我在担当Media Lab主管时发现，观察初创公司的基本研究以及大公司的做法的区别是一件有趣的事。但现在，我们走向了一种极端，被称为新创经济的启动经济，让许多年轻的大脑都退出了市场，只留下了极少的拥有大想法的人。当你身处一个会议中，无论何人向你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时间，你应该对自己说，或许你也可以对别人说，我们不要立刻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想想，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是怎样看待不同的问题的？思考自己的想法是生活中重要的准则。尤其是在会议中，当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