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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患调解第三方机构给医患搭建沟通平台 　　医院是个什么地方？治病救人的地方呗。可是在很多医生和患者看来，医院的含义更为复杂――空气中充满了药水味、人们的表情焦急而痛苦、这里永远都是人满为患，同时，突发危险的几率也比其他公共场所大得多。 　　我国医疗制度改革进程的缓慢和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快速增长的矛盾客观存在，“医患纠纷”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却时刻都有可能面对的“潜在炸弹”，一旦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发生暴力伤害事件。 　　先梳理几起2014年2月和3月接连发生的伤医案件吧。 　　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时，患者李某某手持钢管击中其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 　　2月18日，河北易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李爱新在办公室写病历时，被突然闯入的病人杜某某割喉，所幸凶手慌乱中未能刺中颈动脉，李爱新抢救后脱离危险。而据凶手供称，他伤害李爱新的原因是他在医院做疝气手术后效果不佳，产生报复心理。 　　2月20日，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怀孕护士被病人及家属殴打，造成脑震荡和先兆流产。 　　2月25日，南京口腔医院女护士被患者打伤，导致女护士脊椎损伤、心包胸腔积液，在医院接受治疗。 　　3月4日，广东潮州发生辱医事件，百余家属押着值班医生游街。 　　…… 　　据统计，2013年全国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就发生了30起。中国医院协会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起，医务人员人身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正在逐年增加。 　　面对频频爆出的伤害案件，所有医护人员都表示愤慨和担心，更多人在微博中表示要“严惩凶手，还医院安宁”，“以后说什么也不让子女从事这个高危行业了”。而普通网友表现出的舆论倾向，除了表示对行凶者的谴责外，更多的人以自己切身的就诊经历同情凶手，或者冷静反思事件所产生的前因后果，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当下不够完善的医疗改革：看病难，看病贵。 　　医患关系为何落得如此紧张？本文不加详述。北京市于2014年成立的医患纠纷调解援助第三方公益机构――北京京翰律师事务所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似乎可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途径样本。 　　很多医疗纠纷源自双方不理解 　　“这些本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张文生在办公室里，和记者谈及不久前频频爆出的患者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 　　这和他曾经是医生的经历有关。1998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张文生进入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2001年离职后，他又从事医药销售。直到2009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改行成了一名律师。 　　“我做医生那会儿，也会遇到患者或者家属与医生发生言语冲突的事情，但是没有遇到过严重的暴力伤害案件，一般就是患者或家属跑到医生办公室大闹、辱骂医生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其他患者会出面劝阻，或者报警让警察处理。” 　　正如中国有句话说的那样，“隔行如隔山”，在张文生看来，很多医疗纠纷都源自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最明显的就是，医生不能理解患者，患者也不能理解医生，大家都没有换位思考。 　　眼下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有三条：医院的医患办公室、卫生部门的医患调解委员会、法律诉讼。但是一般而言，这三条路要走成功，都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前二者由于有医院和政府的背景，患者轻易不会信任；后者走法律途径会公平些，但是诉讼是一场耗时耗钱耗精力的持久战。 　　张文生决定和北京另一名律师周厚兴，以及其他对此有兴趣的律师、医生一起，成立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避开有医院和政府背景的医患办、医调委，为矛盾的各方提供一杆各自都认可的“秤”。 　　2013年11月底，就在该机构成立没几天，张文生就接待了一起口腔科患者的医疗纠纷。口腔医院在为患者做植牙手术中出现偏差，患者认为这是起医疗事故，医院该为此赔偿。而张文生在仔细查看病历和医生手术细节后发现，手术偏差是在医疗允许的一定范围内的，且没有对患者的咀嚼功能产生影响，只是有些影响美观，因此无法认定为医疗事故。张文生不断跟患者解释，患者最终答应放弃索赔。 　　“这样的患者在医患纠纷案中并不少见。”张文生说，他接手过的众多医患纠纷案，很大一部分都是患者“小题大做”。不过，大部分患者“小题大做”并非是为了要讹诈医院，而是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容易把小问题想得过于严重。而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新兴媒体的宣传，当下患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遭遇治疗问题时已不再是过去的唯医命是从，而是认为既然花钱看病，院方就应该服务到位。有的病人和家属对医疗工作特殊性缺乏认识，一旦花了钱但病未治好或者遭遇意外的医疗事故，就认为医院方应该赔偿。 　　同时，由于对医疗调解丧失信任，一些患者在发生纠纷后，既不申请医学会鉴定，也不愿费时费力地到法院诉讼，一味坚持“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