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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高考解读 　　每年一次的高考，或许不再是进入大学的唯一门槛。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鲁昕说，“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教育专家认为，此次改革，将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也有观点认为，这一改革相对阻力小，但效果也有限。高考改革难啃的骨头还在后头。 　　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高校毕业生数量过剩、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与此同时，身处制造业转型关口的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却遭遇着无法招到高素质工人的困境。毫无疑问，只占高等教育知识结构10%比例的职业教育发展过于滞后，导致了上述“尴尬”的存在。 　　对此，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教育部并非没有被触动。近期，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近7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这样的改革，对于饱受高级技工稀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略显遥远的福音。 　　人才差距造成产业差距 　　中国过去几十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但无论何种说法，都不曾忽略中国规模庞大并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的要素。2012年发布的《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统计报告》中显示，4634.28万名职工中，高级技师占0.76%，技师占2.34%，高级工占7.34%，89.56%均为中级工和初级工。而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与之相比我国还存在很大差距。再从2010年公布的《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来看，在劳动力素质层面，中国只能排在G20国的第18位，所公布的指数值仅为美国的1/12，日本的1/10。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素质高是占据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的基本条件。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哪些国家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越多，经济腾飞的速度就越快，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就越足，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充满危机感的美国人曾写道：“日本人与欧洲人在很多年前就已认识到，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一线劳动力”，“尽管在培养一线工人的高职业技能方面，日本和德国所采取的方法大相径庭，但结果是一样的：两国都拥有世界上技能最高的劳动力”。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教授项兵曾这样表示，“中国制造”必须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走向高端制造业，这一升级必须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双元制教育”是“德国制造”的基石，德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模式是可以参考和复制的。为了借鉴这一模式，政府必须从法律、投资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和企业及行业协会运作，避免职业教育脱离市场需求。中国社会要建立起尊重技工与制造的文化，还需要倾斜社会资源，鼓励企业提高产业工人的生活保障。 　　除此之外，还需打破职业教育的尴尬境地，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的社会地位，扭转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因为只有“体面”了，才会觉得“高大上”。 　　改变人才评价体系 　　技能型高考，其实并非新词。早在2012年，湖北省就率先实施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院校的办法，力图在中职与高职、职教与普教之间搭建起沟通衔接的“立交桥”。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也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而此次鲁昕的表态，更透露出面向普通高中生实行技能型高考的改革意向。 　　那么，高考模式为何要实现这样的“一分为二”？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袁振国解释称，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以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都有所不同，所以在考试招生方面需要有所侧重。但在目前高考“全国一张卷”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招生无法体现这种区别。 　　参与此轮考试招生制度设计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表示，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进行两种模式的考试，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放”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 　　而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看来，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不少专家也表示，在国际上普教与职教“分类考试”已是普遍做法。 　　不过，在习以为常的“职教是二等教育”“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观念面前，此次改革能否不再像由职教“扛大旗”的春季高考一样寂寞收场？ 　　“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