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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 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园为例 四川I大学 李德英 内容提要：城市公园是近代才出现的公共空间形式。公园一经诞 生，就对城市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城市政府和社会精英将公 园作为社会教化的一种工具，对市民进行文化素质的熏陶和社会风尚 的改善，同时公园也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成为民众分享公共 空间的重要阵地。本文以成都第一个新式公园——少城公园为例，通 过对公园的大众文化形式、内容，与市民和政府的互动等方面的分析， 揭示新式公共空间与传统大众文化的关系。 公共空间，是近年中国学术界运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汇，英文 publicspace。在西方学者那里，这个词并不新鲜，也有着明确的含义， 王笛先生将“公共空间”界定为“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①他根 Duis)的城市空间理论，指出城市中真正开放的地 据P．杜理斯(Perry 方，是街道、路旁、公园等。王笛先生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近代成都的街 头文化，以及一些“半公共”的地方，即“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的店 铺、茶馆和戏同等。但王笛先生对成都城市公园的研究着墨不多，为本 人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笔者在《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一文 ①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 中，详细考证了公园(publicpark)一词的含义，以及公园作为一种文化 的空间载体，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西方传入中国，近代城市公园开 辟的几种途径、公园出现后对城市社会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①本文以成都第一个新式公园——少城公园为例，通过对 公园的大众文化形式、内容，与市民和政府的互动等方面的分析，揭示 新式公共空间与传统大众文化的关系。 一、少城公园的兴建 少城公园始建于20世纪初，在此之前，成都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主要为茶社酒肆及街头，“或终年不出户庭，如郊外之名胜，私家之园 林，非因令节，决难往顾，是以相聚烦嚣，病疫时出，卫生之道既乖，人民 之体质日弱”。②成都的城市格局分为大城和少城，早在公元前311年 秦惠王时，成都便有太城(亦称大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了。成都少城， 毁于明末战争，自康熙五十七年重建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人和 蒙古人居住，始称满城。南起小南街、君平街，北达八宝街；东起半边 桥、东城根街，西至金河街、同仁路。 为了解决旗民的生计，成都将军玉昆与成都劝业道周孝怀商议良 策，周孝怀日：“自大清建朝以后，少城与大城泾渭分明，满汉鸡犬相闻， 而不相往来。旗民素养朝廷恩泽而不思进取，以致日渐贫寒。为将军 计，宜先开放少城，选一地址，兴建公园，招引游人，再令旗人在冈中开 业，以图生计。不知将军意下如何?”玉昆称善，当即请周孝怀代为设计 实施。③周孝怀选择祠堂街关帝庙侧的一片荒地，并挑选能工巧匠，开 沟、堆山、移花、植树、建亭、造馆。为期半年，少城公园竣工开放，“任人 ①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牛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 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53页。 ⑦《市政通告》第2卷(1915年)。第10页。 ③憬晗：《清末能员周孝怀》，《龙f 游览，以旷怡心神”。① 公园建成初期，原有成都八条官街之一的仓房街，为清兵正蓝旗的 衙门所在地；其南有永明、永济两条胡同直通南校场；另外还有一些富 裕旗民的住宅，大都保留于同内。园中的初期设施，主要是建成一座动 物同，养了一只老虎、几只狗熊和一些禽鸟。进动物园参观须掏铜钱五 十文买票。门票收入除豢养动物开支外，节余主要用于救济贫苦旗民。 有人参观了动物园后写到：“太息公园虎早亡，直教群兽发癫狂。每于 静处听狐说，欲假无威怎下场。”②用拟人的手法，对“狐假虎威”的成语 作了新的解释。 公园开辟以后，开设了茶馆、商品陈列所等。第一任院长是旗人赵 某，任职到20世纪20年代，他曾督工在园东挖池蓄水种荷花，掘起的 泥土，运去同南堆成假山。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少城公冈继续发展。 1913年，尹仲锡(字昌龄)策划扩建。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爱国 志士发动的保路运动中的死难者，由张澜、颜楷等联名提议修造一座纪 念碑。1913年至1914年，为了纪念保路运动中的死难烈士，民国川i汉 铁路总公司在园内修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仿照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