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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国刑法寻衅滋事罪的完善 　　【摘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网络寻衅滋事犯罪，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寻衅滋事罪作为补充性的罪名，随着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虽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以寻衅滋事罪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寻衅滋事的立法缺陷和完善进行了分析，以期对寻衅滋事罪的更加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法益；司法解释；刑罚 　　秦志晖（化名）网名“秦火火”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利用网络，与其他少数人群组成团伙，在网络上捏造虚假新闻，吸引公众眼球，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误导网民，不断恶意制造事端，大肆获取非法利益，对网络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为由刑事拘留。秦火火等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刑拘，及随后2013年9月10日施行的两高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理论界又再次引发人们对寻衅滋事罪的进一步探讨。一、寻衅滋事罪概述 　　寻衅滋事罪，一般是指对他人进行随意的殴打，或者随意的损坏公私财物、在社会和网络公共场所恶意起哄闹事，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将寻衅滋事罪的表现形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对他人进行随意的殴打，情节恶劣的，第二种是对他们进行拦截、辱骂、追逐、恐吓等，情节恶劣的，第三种是任意损坏公私财物、强拿硬要，情节严重的，第四种是在社会和网络公共场所闹事起哄，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种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进行了修改，[1]2013年《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寻衅滋事网络犯罪作出解释，填补网络寻衅滋事立法空白。在犯罪构成要件上，主体方面，寻衅滋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寻衅滋事罪既可以由单个自然人实施，也可以通过多人结伙实施；在犯罪的主观故意方面，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直接故意，一般寻衅滋事罪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是寻求不正当的精神上刺激，通过对他人耍威风、取乐，满足自身不正常的心理需求。在寻衅滋事活动中的行凶伤人、抢夺财物、毁坏公物、侮辱人格等，同伤害罪、抢夺罪、毁坏财物罪等，在客观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要分清寻衅滋事与上述犯罪，关键看主观动机[2]；客体方面，关于本罪的犯罪客体，学界一致认为是社会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293条规定的四种行为。二、新的司法解释内容与出台重要意义 　　网络管理的法治没有完全成熟的现状，给了寻衅滋事者以可乘之机；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大众对主流媒体的威信有所质疑，给谣言提供滋生、传播土壤；网络中的个体与公司出于商业动机而造谣信谣传谣，在网络公共场所寻衅滋事，反映了社会道德和法律自律不够。2013年9月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力的填补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立法空白，对于维护网络公共空间的合法秩序和安全，建立完善网络法治社会，打击寻衅滋事网络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寻衅滋事罪仍然有诸多待改进之处。 　　三、寻衅滋事罪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上存在的立法不足（一）立法体现出了较为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我国刑法历来强调行为本身对法益的不法侵害，也就是坚持以客观主义为中心。但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的刑法相关条文分析，可以看出以“随意”、“任意”等词语所做的表述中，犯罪动机成为了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构成要件内容，这与刑法将犯罪行为人的动机排除在外的原则和方式是相悖的，而且从整个刑法条文的规定中，除寻衅滋事罪之外，没有其他罪名以犯罪动机作为构成要件的。在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区分此罪和彼罪、罪与非罪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行为人的行为和所侵害的法益。[3]由于寻衅滋事罪过于强调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很多学者认识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认定的难度。（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法益不明确具体 　　《刑法》在寻衅滋事罪的条文中，明确了该罪名必须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要件，这一规定在立法层面上反映出了寻衅滋事罪侵害了社会法益的本质，但是由于破坏社会秩序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广，从根本上来将，这一规定并没有将寻衅滋事犯罪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的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和行为的主要特点做出明确区分，在现行的刑法中，可以找出很多的罪名都对社会秩序造成了破坏，但是在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条文中，我们看不到关于寻衅滋事罪破坏了何种社会秩序，如何破坏的等相关内容。 　　（三）针对多种寻衅滋事行为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