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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道义与奉献 　　我的父母亲王子云、何正璜是二十世纪初的知识青年。在国家责任与民族道义面前，放弃了个人的爱好、理想和成名的追求，放弃了一条通往辉煌成功的坦途，走上了一条艰难寂寞清贫之途。而这条开拓性的崎岖之路不仅耗费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也搭上了整个家庭不幸的命运。但他们努力奋斗，无怨无悔地奉献，走完了自己多难而充实的一生。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人格精神是我们后人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今天发扬它显得尤为必要。 　　我保存有父亲当年的一方“手帕”，它是一条普通白色棉织巾帕，上面盖满了密密的黑色圆形邮戳。有深有浅，有的深得黑成一团，令人无法辨认字迹；有的很浅，淡得也令人看不清楚，它们排列不整、疏密不等。一个个细细看来，有陕西关中的岐山、三原、长武、咸阳、合阳、马嵬坡、武功、扶风、虢镇、乾县、临潼等；有河南的洛阳、偃师、巩县；有甘肃的平凉、永登、张掖、敦煌、玉门关、山丹、夏河、临夏、永靖等；有青海的民和和沙店；有西康的雅仙镇、雅安，始阳镇等。约七十余个印章，它们涵盖了中国五个省，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市、县，乃至乡、镇、村的地址和名称。时间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跨时三年。这是父母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中所踏察之处的印痕（很可能并不完整）。但仅这四十余公分见方的小东西能在三年的旅途中完好保存，并不断加盖，我认为这已是奇迹了。虽在父母生前我没有打问过，但我知道，这一定是父亲所为，因为这符合他细心、条理，什么事都要进行归纳总汇的处事方式和性格特点。 　　我也保存有父亲生前许多画作，虽然他的许多大作品如成名作《杭州之雨》《巴黎协和广场》等都已被毁失，但他在艺术文物考察团踏察途中，随行而画的类似速写一般的风景、名胜及风俗街景等，虽寥寥数笔但意境活现，令人仿佛也站在大漠戈壁，陵山墓冢，或挤入熙攘的民间社火，聆听到街上小贩的各种叫卖声之中。其笔墨之简洁，笔触之潇洒，完全是艺术大家的手法，艺术特有的灵动在这些小幅画作中让我们感受了半个世纪前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父亲的遗作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画作，它们看似山水风景画，但细细看来，在画面上又少了许多飞动的点睛之笔，而多了一些较为刻板的近似地形图样的描画。有的在这些画出了窟门、崖壁上还端正地标有号码或书写文字，往往在画幅下面有标注尺码的线及数字。它们中的代表作就是《敦煌全图》，这幅5.5米的长卷是父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绘制的。母亲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说“王子云去敦煌不止一次，也不止是临摹壁画和安排工作，他还热衷于要制作一幅敦煌石窟全图。他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蔚成一幅敦煌莫高窟的全景。他为此跑东跑西的跳上跳下，用他所长于的绘画手法，更用他所不长于的测量手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全图绘成了。这是一幅极不寻常的长卷画，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用照相机摄下的；在今天虽有先进工具，但已非昔日原样了，因此，它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这幅真实描绘并测绘敦煌的长卷在父亲逝世后，母亲遵逝者遗愿将长卷赠给敦煌研究院，被永久收藏。除这幅敦煌长卷外，其它著名石窟，如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等相类似的长短不一的大小长卷，它们既是可欣赏的山水风景画，又是可供研究的标有比例尺寸的资料。另外，如唐十八陵长卷、汉茂陵长卷等，都将各陵冢按方位排列，连成一体，这些既非纯粹艺术画，又非完全工程测量的但完全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地貌状况和实际地理位置及尺度的图是父亲独有的。母亲有一段对这批画作介绍的文字：“这是为纪念王子云逝世三周年而印的一份小画册。这里所谓的画并不是画家们所作的艺术珍品，而是在当年艰苦的跋涉岁月中，在难得买到胶卷的情况下为了记录旅途中见闻的一种弥补办法，因此这些小画页的真正价值是以资料取胜的作品。”翻看这些父亲遗留的画作，可以渐渐地勾划出一条父亲由一个纯粹的画家转变成为一个考古艺术理论家的渐变轨迹。这种艺术家浪漫不羁的特质和理论家严谨务实的特质的消长过程，是父亲终其一生的经历和永远的课题。 　　早在上世纪初的二十年代，父亲求学于北京美术学校时，就表现得十分活跃，组成了校外美术团体――阿波罗学术学会，他急公好义，又办事认真，被学会同人一致推举为干事。在两年中，学会举办了两次会员作品展览会；组织了两次旨在提高北京中小学美术教师的暑期美术讲习班，还兴办了一所同人研究性质的美术研究所。又组织了一个后来颇有影响的“红叶画会”，将北京美术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初显了他的组织才能。这一才能被担任初建的西湖艺术院院长的林风眠所看中。父亲回忆到西湖艺院的初期情况：“我到西湖艺院工作是在该院筹建初期，院长林风眠认为我是个热心从事于美术工作的干才。故首先被聘用。但我没有‘留洋’的头衔――只好给个教务注册科长的兼职――我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尽量发挥所长，为西湖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