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国留学之路.docVIP

我的出国留学之路 　　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中国油画家，别无选择地都走上了苏俄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苏俄正是那个时代向中国第二代油画家打开的学习西方油画的唯一窗口。如果说第一代油画家的引进是多流派、多层次、多渠道并因此显得多样与散乱的话，那么单向专一的苏俄现实主义的输入，则有助于中国油画教学体系建立的完整性与系统化，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苏学生张华清，无疑全面系统地接受了苏俄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训练，全面接受了苏俄从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他的艺术创造性并不显现在主题性与情节性方面，他喜爱并擅长通过光色传达他的创作激情和艺术个性。 　　本文作者以回忆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出国留学的亲身经历…… 　　1956年8月6日满载着2000多名出国留苏学生的国际列车，在《东方红》、《歌唱祖国》洪亮的歌声伴奏下徐徐开出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坐在车上的学子们青春焕发，心中充满了神奇，如同朝圣一般唱着《莫斯科――北京》等中苏友好的歌曲，驶向那一代人向往的地方――苏联。我与同在一个包厢里的著名女画家冯真等四人随着列车开动的节奏、留恋着北京，同时眺望着窗外祖国大地和山川渐渐远去，以无比的兴奋与幸运之感憧憬着未来，同时又肩负着国家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第二天清晨，熟睡之后的我第一个醒来，列车正在越过国境线，办理出关入关手续，此时的我突然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吧？童年喜欢做梦的我，无数神奇的梦境里也从没有做过“出国留洋”的梦呀！可如今对于一个工农子弟说来，不正是“白日梦”吗？我出生在山东泰肥山区的牛家庄，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历来对外界发生的事人们知之甚少。如辛亥革命过去20余年，然而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一直到了30年代仍然盛行。祖父辈中大都不识字，他们终日田间劳作，受尽旧社会的压迫与苦难。在他们看来，读书上学只有富家弟子才有可能，出国留洋更是官僚、富豪门第的专利。我还记得，l947年我在的文工团为躲避敌人的追击奉命化整为零，脱下军装，装扮成当地农民模样，在可靠的农民家中躲藏起来。同时抓住有利时机组成小分队灵活地出击，打分散的小股敌人、还乡团等。有一次曾经抓获从济南出城抢粮的青年军人，这些青年其实都是城里被持枪武装的大学生。附近村民从四面八方跑来见识这些城里的洋学生，有的农民还点出其中的某人是某富家之子。看到如此热闹的情景，有位战友顺口说：“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也去上大学！”旁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别做梦了！”那时正值蒋军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战火激烈云涌之时，每个战士生与死的命运难以琢磨。不久遵照上级指示，将捉到的人放回被我军围困的济南。时隔一年，1948年济南解放，不久我们的文工团奉命开进了济南，把美国教会在中国开设的齐鲁大学的校园改为华东大学，这时大家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消息传到我出生的山沟里，村民夸口说“咱村也有了大学生”，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竟成了当地百姓争传相告的一条新闻。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国际列车飞驰地向西驶去，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此时心情十分特别，似乎车轮的每一次转动，生我养我的故土远我而去，对祖国亲人的思念涌上心头……我们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梦想与人民战争的胜利相伴而来，与祖国的新生一起成长。人们常说青春是幸福的时刻，留住青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无论他的生命道路上有多少坎坷。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我们披着战争的硝烟、迎着共和国诞生的礼花走上了大学的课堂。昔日的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命令就是一切；如今在大学为祖国求知识成了硬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学习大学课程差距之大、困难之多。遵循“生活便是寻求知识”（门捷列夫，1834―1907）的名言，决心拼搏和奋斗。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得到了较好的成绩。山东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新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不久我又被派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中央美术学院是我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徐悲鸿任校长，吴作人（1908―1997）任教务长。吴先生把我分配到他任教的绘画系甲班。吴作人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美术学院，他的油画功底十分丰厚，高雅的绘画风格和他的高尚品格相一致。记得有一次同学们都外出春游了，我留在教室花了一天的时间画了一幅油画自画像，第二天他来到班里上课时拿起这张画，面对全班同学问道：“这是谁画的？”当知道是我的画作之后，他赞扬我对油画色彩学习的认真和正确的追求方向。吴先生的鼓励成了我学习油画艺术的动力。直到现在吴作人先生教我的油画色彩调配方法我还采用，即画绿色不直接用原料中的原有绿色，而是用群青与黄色（土黄、卡黄、淡黄不等），视对象之不同而选择调配的方法，这样调出来的色彩沉着不俗。他教素描、画人体的那句名言即“要从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