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防范原则的新发展.pdfVIP

2011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 2 3 风险。与现实意义上“新风险”理论 和文化意义上的“风险文化”理论 不同，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 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 ，而是“制度主义者” 。由于政府和人类无法有效的解决风险问题，造成“有组 4 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 。 因此，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即科学的反思，在认识到风险 严重性的基础上进行全球风险治理。 二、风险社会中环境法的新发展 应该说，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与生态安全和其所处的环境相关。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生态主义运动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核心力量，民众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有了切身的感 受。1986 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 4 号机组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了地区性灾难，波及相邻国家， 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变成了现实。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和环境法自身发展的需求，对生态安全和环 境风险的调控和治理逐渐成为环境法的重要内容。风险社会理论给环境法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 广阔的应用天地，也给环境法带来了新的理论课题。近几十年来，针对环境风险，环境法在理论和实践 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调整对象的延展 一般认为，传统环境法的规制对象是比较为人熟知的污染问题和资源消耗问题。其特点往往体现为 区域性、紧急性、严重性和一时性。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加具体，也更便于在法律中规定操作规程。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学工业、核工业、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有毒人工化学品的生产、 核废物处置中的污染、氯化物释放导致臭氧层空洞、DNA 重组等风险，在过去的几十年快速地增长， 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真正成为环境问题的主导类型。原来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方式已不足 以满足人们对健康的要求，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开始向整体化、生态化发展。 （二）调整手段的变化 传统环境法主要依靠法律、行政等手段强制性的进行管理和制约。而随着现有环境风险的不可知性 和复杂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环境标准等工具已不足以控制风险，环境法的调整手段正在不断的由具 体微观控制措施演变为宏观设计，通过教育、经济政策、体制改革、全社会动员等实现对环境的管理。 （三）基本原则的变化 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协调发展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原 则；协同合作原则；公民参与环境政策原则等。随着情势的发展，其中协调发展原则已经向环境优先原 则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取得“双赢”结果，很多学者建议应该优先考虑环境效益，确保人类 生存的基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也在向风险防范原则转变。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重在采取措 施以制止或阻碍环境损害的发生，其体现了预防的重要性，但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风险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后，风险防范精神逐渐成型，并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加以巩固。《里约宣言》第15 条规定，为了保 护环境，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危险时，不得以缺 乏科学，充分，确实的证据为理由，延缓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的恶化。继 1992 年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里约会议后，风险防范原则被纳入到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国家法令或司法判决中。这一原 则正在逐渐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风险社会的提出再次证明环境法发展变化是响应需求，合理科学的。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我们关注 的个人、生态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将导致全球毁灭性损失。 2011 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我 们面临着对人类健康和生生不息的环境空前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还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走的 发展道路。不一定非要一切照常，风险防范原则就是我们用来阻止环境恶化的指导性原则。 2 以劳（Lao ）的 “新风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 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 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 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3 拉什等人提出的 “风险文化”理论指出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