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之“四兴”与“六废”.docVIP

教之“四兴”与“六废”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是热点不断，乱象频发，人们本指望通过新课改来彻底剔除中国基础教育的诸般痼疾，可十几年过去了，热点还热，乱象还乱。人们有理由质疑：新课改是不是开错了“药方子”？在这个完全西化的“药方”中，杜威是专家、学者们言必谈及的一剂“猛药”。笔者认为，杜威不失为一剂“好药”，但杜威肯定不是一剂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20世纪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既然“西医”已经被实践证明不灵光了，为何不盘点一下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呢？好好读一读《学记》，其中把教育兴与废的主要缘由写得清清楚楚。 　　《学记》是儒家五经之一《礼记》中的一篇，是对我国古代早期儒家学派教育理论的概括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教育学论著，体系严整而完备，论述系统而全面，内容涉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作用、目的与任务，教育、教学的制度、内容、原则与方法，教师的素养、地位以及教育、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虽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但无不闪烁着古圣先贤们智慧的光辉，就是在整个人类教育思想宝库里也毫不逊色且理应居于显位，毫无疑问对当下的基础教育改革以及学校、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若问教育缘何以兴？或问教育怎样才能取得成功？或问教育怎样才能有效？《学记》中是这样讲的：“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意即“大学的教育法则是，在学生的不良行为发生前就注意防止，叫做预防；抓住适当时机对学生加以教导，叫做及时；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教导，叫做顺应；同学间互相学习、共同提升，叫做观摩。这四个方面是教育所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这一节里《学记》提出了四条重要的教育原则：豫，时，孙，摩。即“教之所由兴”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不妨称之为“教之四兴”。 　　豫：预防原则。《中庸》上讲“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意即“凡是什么事情有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不能成功”，这与《学记》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江泽民同志就如何做好消防工作所讲的极富哲理的三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教育。预防原则告诉我们，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粗枝大叶，倏忽大意是不行的，是要误事的。学生的不良行为，有的是有心而行，有的是无意而为，但在发生之前，大都有一定的征兆，教育者要善于捕捉苗头，使之“禁于未发”。这就要求教师要做个有心人，这个“心”是责任，是使命，是担当；教师要做个细心人，心细如发，独具慧眼；教师要做个爱心人，真水无香，大爱无疆。 　　时：及时原则。何为“当其可”之“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可，谓年二十成人时。”把20岁作为对人进行教育的重要年龄节点，这与现代心理学及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吻合的，布卢姆的“智力年龄曲线”显示，如果把一个人的智力以17岁的水平作为100%，那么5岁之前就可达到50%，5～8岁又增长30%，剩余的20%是8～17岁获得的；我国对脑电波的研究表明，儿童脑的发育在5～6岁和13～14岁是两个加速期，14岁以前智力发展曲线是近似于直线型的，20岁之前是不断上升的，30岁左右达到高峰，35岁以后有下降趋势。何为及时？宋代学者戴溪说：“过时非也，不及时亦非也。”意即教育要不迟不早，时当其机。人的教育是有最佳时期或最佳时机的，或提前或滞后或错过，皆于教育不利，提前者诸如时下风行的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等，滞后或错过者如“猪孩”、“狼孩”等的教育实例即是。 　　孙：顺应原则。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凌，越也；节者，教者浅深之次第。”宋代大儒朱熹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教学主张。顺应原则特别强调“节”，“节”是次序，不能乱，竹子的生长就是按照自下而上、由低到高的次序节节攀升的，这才有了竹之坚韧与挺秀。“不凌节而施”，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讲究章法，要顺应而不能超越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而胡乱施为，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人皆尽知，然“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公孙丑上》）。就教学而言，要把握住以下三个关键点：一是要按照学科内在的逻辑系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渐次展开；二是要考虑学生的身心特点尤其是认知规律，有计划、有目的地科学组织；三是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知识基础，牢牢建立起教学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之间的衔接点，因势利导，水到渠成，螺旋递进。可见顺应原则就是循序渐进原则。这已被大量的教育实践所证实并已成教育常识，可迄今为止一部分人仍然在做着反教育、反人性的事而乐此不疲。 　　摩：观摩原则。“相观而善”